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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的弹性
身患绝症的大学教授,生命垂危,却在病榻前被宣布解聘合同;身处困境的大学硕士,无奈中将母亲安顿于宿舍,却被强令迁出,“脆弱”的她以一死向这个无情的世界道别。武大说:聘任合同已到期,学校没有义务续聘张教授,因为他“不具有必须续聘的法定条件”,“他的身体状况也不具有续聘的工作能力”;海大称:根据学校的管理规定,杨母不能借住学生宿舍;其他同学感觉到生活不便,要求更换宿舍,而该要求得到了学校的同意。武大“依法而为”、海大“照章行事”,在一个倡行法制、推行规范化管理的社会里,似乎并无值得指责之处,可当我们站在张在元和杨元元的角度,设身处地考虑他们的处境时,我们会本能地认为:学校有进行人道主义救助的义务。

张在元之病和杨元元之死向我们展现了一幅凄惨的画面:曾经名满学界的知识精英,受学生敬重,受同行景仰,可一旦失去“价值”,却被学校“弃之如蔽履”,并成为家人“沉重的包袱”。张教授应当是一个自尊心极强的人吧?如果他的神志尚清楚,他还有能力对自己的命运做出选择,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恐怕会生出“只求速死”之心。家境贫困的杨元元,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而奋斗,历经多年寒窗苦读和职场挣扎,年届而立,仍然未能摆脱生存的困境。眼看着大都市里广厦万间,却无慈母立足之地。她挺不下去了,她以一死解千愁。

老教授之病和女硕士之死让人油生“世态炎凉”、“人情冷漠”的感慨,而这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我们的生存状况。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了GDP的急剧上升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与此同时,贫富差距却日益扩大,贫弱群体越来越边缘化。市场经济的竞争法则要求优胜劣汰,这种优胜劣汰如果缺乏道德力量的有效牵制,会逐渐演化为丛林规则中的弱肉强食。从“二元风波”中,我们可以隐约看到社会人文精神的整体失落。

大学是传授知识之地,是塑造理想人格之所,是人文精神的摇篮,它也应是社会道德和社会良知的标杆。尊师重道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可是,由于教育产业化风靡大江南北,大学越来越象是一个职业培训所,教育将应试和谋生树为主要目标,“使受教育者的头脑中充满死记硬背的知识,心中充满谋生的焦虑,对于人之为人的精神性的幸福越来越陌生,距离人性意义上的优秀越来越遥远”,急功近利,缺少人文关怀,使大学丧失了其作为“精神家园”和“理想灯塔”的崇高定位。因此,周国平先生发出了教育应以“守护人性”为圭臬的呼吁。

大学素有“象牙塔”之称,它的精神素质决定着整个社会的精神水准和精神面貌。面对病榻上来日无多的老教授,校方当面宣布解除聘任合同或者合同到期,是否有些残忍?是否会摧毁他的生存意志?面对贫困至极的女硕士,同学“有权利”要求其母亲迁出宿舍,可是,她们能否忍一忍,承受暂时的“不方便”,给予他人一些温暖和帮助?学校能否帮助做一做其他学生的工作,特事特办,稍微破点例,“雪中送炭”,让学生感受到“组织”的关怀,看到生的希望?学校的“不近人情”令人哀叹:大学尚且如此,教授硕士尚且如此,何况其他领域、其他人呢?

“二元风波”所引发的“法律义务”与“道德义务”之争,关涉到制度的弹性。曾经热播的电视连续剧《潜伏》中有一句经典台词“没有人情味的政治是不会长久的”,它出自于天津情报站站长吴敬中之口,基于此,他允许国民党的情报人员余则成向女友中共党员左蓝的遗体告别。如果说政治需要有人情味,制度的设定与实施也同样需要有人情味。转变中的中国社会所推行的“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政策,正是这种人情味的体现。最高法院关于执行设定抵押的房屋的司法解释规定:“被执行人属于低保对象且无法自行解决居住问题的,人民法院不应强制迁出”,该司法解释中还有给予执行宽限期、提供临时住房等规定,这样做是为了防止被执行人流落街头,给予他们人道主义的救护,否则,按照“欠债还钱”的逻辑,就应当将被执行人立即逐出家门。

制度针对一般,但也应兼顾特殊;制度是刚性的,执行制度的人则应是弹性的,应当充满道德心和人文关怀。在具体的情形下,如果一个善举能够救人于水火,那何必以“严格执行制度”为由,对处于困境中的人“雪上加霜”呢?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正在从无序走向有序,在实施“规则之治”的过程中,必然存在一些例外的、特殊的、按正常规定难以处理的情形,因此,执行制度时应当考虑给予他们合理的生存空间,应当考虑对于制度的执行会给对方带来什么。如果严格执行制度,会将对方逼近悬崖,此时,执行者就应该展现出一定的弹性,因为这样做对己方的损害远远低于不这样做给对方造成的后果。

在“二元事件”中,学校说自己没有法律义务,可此时社会也缺乏健全的机制对于贫弱群体给予适当的扶助、对于人生的风险予以防范。老教授和女硕士,毕竟归属于大学这个群体,在缺乏其他救济渠道的情况下,如果所在的机构再不施以援手,他们或许就只有死路一条了。“二元事件”的背后,值得反思的,不仅有大学的道德义务,也有国家和社会的责任;不仅有尚待完善的制度,也有制度执行者的品格和操守。没有人情味的政治不会长久,没有人情味的制度不会是好的制度;即便是好的制度,也会因不好的人而发生异化。让我们呼唤人性的回归、呼唤大学精神与社会道德的重建、呼唤以善良为基础的规则之治。

(原载《法学家茶座》第30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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