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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的背后――从余虹教授之死说起
――从余虹教授之死说起
丁亥年岁末,人大的余虹教授从世纪城小区的塔楼上纵身一跳,为他五十载的风雨人生画下了一个休止符,给世人留下了一个大大的惊叹号!人大中文系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重点学科文艺学学科带头人、比较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这些外在的头衔,向人们昭示着余虹先生作为一个"成功者"的身份。作为一个"成功者"的他,为什么会选择死亡?不同的人,对这个哈姆雷特式的追问,或许会有不同的回答。从互联网上的数千篇悼念文章看,震惊、痛惜、感动,是人们用得最多的词。一个卓越的人文学者,一次终极性的自杀行动,余虹教授之死的悲剧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初识余虹教授,是在丁亥年的夏天,偶读《南方周末》,看到了余虹教授的文章――《一个人的百年》,写的是他的老师――川大的欧美文学教授石璞先生的人生故事。在文中,他这样感慨:"一百年是一个沉重的数字,尤其是现代中国的百年,所谓多事多难之百年,千年未遇之大变局的百年,竞让一个弱女子扛过来了。她活着,不仅活着,而且还有尊严地活着,身上没有丝毫的悲戚与苟且。""回望百年,从新青年到红色教授,再到一个普通的老人,那曾经让石璞热血沸腾的主义与真理如烟而逝,惟有最朴素的良善与最传统的智慧还与她的生命同在。"尊严、良善、智慧,构筑了石璞先生的百年人生,也是余虹教授精神天地中所崇尚的核心要素。透过余虹教授廉正深情的文字,我感受到的是一种宗教式的底蕴和一种清教徒式的情怀。在学术日益浮躁的今天、在学术界逐渐成为一个名利场的当下、在个人信仰与学问间的融合被漠视的时代,能够读到这样的具有责任感的文字,实属难得。记得当时我将那张报纸视作珍宝般收藏了起来。
    再识余虹教授,却是在惊闻他自杀的噩耗之后,此时离我初识他尚不足五个月。上网浏览了他的博客,仔细阅读了他的每一篇作品,我深深地震撼了。我无法用语言去叙述我的读后感,宁静、博大、宏远、深刻,是网友们对他作品的评价,我只想说:这些赞誉对余虹教授而言,真的是当之无愧!只可惜他已去了天国的另一端,再也听不到众多的评论,听不到人们的伤怀与悲愤,听不到人们的呼唤与祈祷!余虹教授决绝地向生命告别,他象一颗流星一样,划过晦暗的天空,留下思想的火光,照亮人们的梦与醒。
    《我与中国》、《命运七七》、《有一种爱我们还很陌生》、《人生天地间》、《理论过剩与现代思想的命运》、《有限德行与无限德行》、《视觉之火》……在这些作品中,有着典型的余虹式的冷峻。余虹教授贡献给我们哪些思想的精粹呢?让我试着从他浩瀚博大的思想库中捡拾一二吧。
    "中国问题与理论原创"是中国学术思想界关注的话题。余虹教授说:讨论中国问题,我们将聚焦点放在中国与太空、中国与世界、中国与别国的关系之中,遗失或者有意逃离了对中国与我之间关系的思考,"我"的不在场,导致我们对中国问题的讨论失去肉体、灵魂、悲欢离合与喜怒哀乐。因此,他强调"我与中国"的关系在所有中国问题中具有优先性。
    1977年,中国恢复了高考,由此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余虹教授也是其中的一员。77级,幸与不幸?对此,余虹教授的思考是:高考是落实每个人受教育的自然权利的一种历史方式,这种权利因取消高考而被剥夺,又因恢复高考而被恩赐,因此,重要的不是"取消"和"恢复"这种具体的历史形式,而是"剥夺"和"恩赐"的权力机制。只有当人们从对权力恩赐的感恩戴德中摆脱出来而深刻警惕权力对权利的剥夺时,只有当人们意识到维护自己的自然权利是自己的天然责任而不是等待权力的施舍与恩赐时,只有当人们找到了一种有效确立与保护自然权利的现实方式而抛弃权力膜拜时,命运的转变才真正到来。
    面对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理论过剩"现象,余虹教授睿智地指出:"理论过剩"在其根本上不是什么理论伦理问题,而是现代人本主义的基本症候和现代性进程中的思想命运,它与"绝对他者"在现代思想活动中的隐匿与缺席有关。现代中国并未生产什么理论,因此,在理论生产之一度谈不上什么理论过剩,最多只能说在理论的引进和运用上"过剩"。在中国式的理论过剩背后潜藏的是理论的饥渴与贫乏,这种饥渴与贫乏已经到了这样一种地步,以至于几乎所有引进的理论还没来得及细细消化就被匆匆排泄掉了,因此,在理论的引进与运用上也谈不上什么真正的过剩(没有吸收)。严格地说,中国还没有现代形态的理论生产与运用,还没有对构成我们现代生存之思想基础的反思与批判。当我们反省西方理论过剩的弊端与现代思想的命运之时,别忘了启蒙留给人类的珍贵遗产:理论非它,胆识而已。
    2007年4月,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一个韩裔学生开枪打死了32个人,凶手本人也饮弹自尽。在美国人举办的各种悼念和祈祷活动中,被追悼者是33个,也就是说,包括了那个凶手。对此,余虹教授评论说:我们所熟悉的世俗之爱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以亲疏敌我区分为基础的爱,二是以善恶是非区分为基础的爱。我们惊讶陌生的是第三种爱,即无分别的神圣之爱。这种爱超越了所有世俗之爱的偏爱与选择,它不以亲疏敌我,义与不义、善恶是非的区分为前提和条件,它爱人如己,爱义人也爱不义的人,爱善人也爱恶人,"33"这个数字就是这种爱的见证,它是一种来自基督启示并在长期的信仰实践中培育起来的神圣之爱。继而,余虹教授问到:什么时候那陌生的爱才会进入我们的灵魂?才会成为中断爱恨情仇轮回的力量?
    余虹教授的追问余音袅袅,它撞击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魂。我还用列举更多吗?不用了,寥寥几例,已足以让我们领略余虹教授思想之深邃、精神之纯粹、胸怀之博大。可是,这样一个人,却选择了一种惨烈的方式离开我们,他放弃了对生命的守护,将才华、德性、智慧在我们面前撕毁,带给我们难以名状的悲怆与颤栗。他走了,可我们还得活下去,在"我的中国"活下去,带着余虹教授所珍视的尊严、善良、智慧、爱和希望活下去,或许象石璞先生那样,用持守善良、沉默忍耐去穿越岁月的沧桑;或许象冰心先生那样,用满腔热情、大声疾呼去担当时代的使命。
    人文社会科学原本一体,哲学、文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具有根基上的一致性,它们所要解决的说到底是人的问题,是人应该怎么活的问题,是余虹教授所说的"我的"政治空间、道德空间、信仰空间、经济空间和文化空间的问题。长期以来,人为的学科划分、无形的学术壁垒在一定程度上阻隔了学科之间的相互交流,我们专注于"本学科"的研究,忽视了向其他学科、其他学者借鉴智识、吸取养分,余虹教授其人其思想,就这样悄然滑出了我们这些"法学工作者"的视域之外。不错,法学乃规范之学,然而,假如我们只关注外在的规范体系,而不去深究规范背后的伦理基础及宏阔场景,法学就会沦为形而下的逻辑操练,从而失去其内在的生命活力。
    我与中国的关系在所有中国问题的研究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法学当然也不例外。从我与中国的关系出发,法学需要面对、需要解决"政治中国中我的政治权利问题、道德中国中我的道德实践的现实庇护问题、信仰中国中的个体信仰的体制保障问题、经济中国中我的经济利益如何正当获取并守护的问题、文化中国中我的文化教养与文化虚无缘何而来的问题……"(余虹:《我与中国》),这些问题不仅法理学需要面对,部门法学同样需要面对。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铭刻了"我"在政治空间、道德空间、信仰空间、经济空间和文化空间中应当享有的一系列基本权利,这些权利在本质上属于自然权利,它们不是主权国家的施舍与恩赐,而是"我"作为人在这个世界上有尊严地生存所应当享有的带有普遍性的权利。国际公约中所确认的"我"的权利在中国的践行,需要中国化的理论阐释。如夏勇教授所言:德先生(democracy)、赛先生(science)与和女士(human rights)进入中国之后,应该让他(她)们学会说中国话。如果不解决语言的转化问题,和女士的魅力便无法展现。那么,靠什么来实现话语的转换与对接呢?如何让现代的思想和理论真正为中国所吸收并进而创造出新的中国化的理论呢?余虹教授给出的答案是:靠胆识。看似温和的表达背后,强调的是对现存思想基础进行反思与批判的重要性。
    法治与权利的践行,除了理论的塑造,更为根本的是由若干个"我"所组成的民众的体认与道德力量的庇护。在此方面,余虹教授可谓忧心忡忡。"在传统中国,不管道德实践的现实庇护多么虚伪和脆弱,那庇护多少还有,而在今天,这种庇护基本上被一扫而空了"(余虹:《我与中国》);"一个没有经过神圣之爱洗礼的社会,是一个爱恨情仇轮回不已的社会,在此人们不仅世世代代饱尝了世态之炎凉和仇恨的苦果,也混混噩噩地参与了这种炎凉与仇恨的铸造"(余虹:《有一种爱我们还很陌生》)。当今之中国,道德信仰的虚无与神圣之爱的缺失,让国人处于一种郁闷昏茫的状态,在这样一种状态之下,所谓"法学的人文关怀"如何谈起呢?在司法实践中,部分法官、检察官、警察、律师的道德水准让人诟病,证人不出庭、当事人不履行法院判决等现象屡见不鲜,民众对法律的信仰尚未建立。这些中国司法中的"切身小经验",折射出中国问题的复杂性与严峻性,它绝非靠照抄照搬西方国家的法律理论与规范所能解决。
    中国在迈向法治,中国在走向权利的时代。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群落中的一个思考者,余虹教授向我们展现出质疑的勇气和思想的火焰。我与中国是什么关系?我们的归宿感和幸福感在哪里?这个问题具有原初性和根本性。我们生活在中国,中国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园,我们想要好好地活着、有尊严地活着,让我们缅怀余虹教授的魂灵,给予爱、懂得怜悯、坚守希望,为了中国的法治、为了属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权利。


    【相关链接】余虹,1957年生于四川。文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重点学科文艺学学科带头人,比较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主要著作有《革命oo审美o解构――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生活oo读书o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思与诗的对话――海德格尔诗学引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译著有《海德格尔诗学文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海德格尔论尼采》(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2007年12月5日坠楼身亡。

(原载《法学家茶座》第19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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