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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规约》在亚洲的批准与实施探究
屈学武 周振杰
【内容摘要】:本文首先回顾了《罗马规约》在亚洲的批准情况,并分析了多数亚洲国家所以不愿签署和批准《规约》的基本缘由;进而,文章在全面介绍《规约》在亚洲国家实施概况的基础上,重点介绍了《规约》在柬埔寨的实施情况。最后,本文还就如何推促《规约》在亚洲的签署与批准问题,阐释了作者的基本观点。
    
    据统计,目前批准《罗马规约》(全称《国际刑事法院规约》,以下简称《规约》)的国家已经超过100个,而且自2002年成立以来,已经有三个缔约国(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和中非共和国)主动向国际刑事法院提交案件,一个非缔约国(科特迪瓦)自愿就其境内有关情势接受法院的管辖,联合国安理会也于2005年3月就苏丹达尔富尔情势通过第1593号决议首次向法院提交案件。此外,国际刑事法院的检察官除正对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和苏丹达尔富尔情势进行调查外,还密切跟踪包括中非共和国和科特迪瓦在内的8个情势。
    
    但与世界大多数国家对国际刑事法院所表现出的热情相比,亚洲国家对国际刑事法院的态度却令人遗憾。在亚洲48个国家中,仅有9个批准了《规约》,却有30个与美国签署了旨在排除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的“98条协定”。此外,在公约所有缔约国中,有40个国家已经具备实施《规约》的国内法律,有31个国家已经完成了立法草案。但在亚洲国家中却没有一个国家具备实施《规约》的国内法,只有极少数国家完成了实施公约的相关法律草案。《规约》缘何在亚洲遭到如此冷遇?本文首先回顾了《规约》在亚洲的批准情况,并分析了亚洲国家不愿签署、批准《规约》的原因;其次,介绍了《规约》在亚洲国家的实施情况;再次,就如何推动《规约》在亚洲的签署与批准问题进行了论述,最后,进行了简短的总结。
    
    
    
一.《国际刑事法院规约》在亚洲的批准情况

    
    
    亚洲国家批准《规约》的情况,无论是从数量还是比例看,都令人深感失望。截至2006年11月1日止,全球已经有134个国家签署了《规约》,并有104个国家批准了《规约》,其中非洲国家29个,美洲国家23个,欧洲国家37个,但亚洲国家仅有阿富汗、柬埔寨、约旦、东帝汶、韩国、塔吉克斯坦、格鲁吉亚、蒙古、塞浦路斯9个(详情请参见表一),[1]从数量上讲,批准《规约》的亚洲国家远远低于非洲、美洲以及欧洲国家。从占各洲国家的比例而言,更令人失望:最高的是欧洲国家,占86.4%,其次是美洲国家,占65.7%,再次是非洲国家,占54.7%,然后是大洋洲国家,占40%,最后才是亚洲国家,仅为16.7%。亚洲国家批准《国际刑事法院特权与豁免协定》的情况亦是如此。[2]在2006年11月20日之前已经批准该公约的46国家中,亚洲国家仅韩国一国;在已经签署该公约的62个国家中,包括韩国在内,也仅有三个国家,即韩国、蒙古与约旦。[3]
    
    
表一:《国际刑事法院规约》在亚洲批准情况

    
    
序号国家批准/加入时间序号国家批准/加入时间
1阿富汗2003年2月10日6约旦2002年4月11日
2柬埔寨2002年4月11日7蒙古2002年4月11日
3格鲁吉亚2003年9月5日8塔吉克斯坦2000年5月5日
4东帝汶2002年9月6日9韩国2002年11月13日
5塞浦路斯2002年3月7日

    
    为何如此多的亚洲国家对国际刑事法院持迟疑与观望的态度?就此问题的回答,可以根据各国顾虑的主要是内因还是外因,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考虑自身的特殊原因并以“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可能削弱国家主权”为理由拒绝签署、批准《规约》,这种情况以中国、日本与印度为代表。中国积极参与了国际刑事法院的筹备会议,并多次声明“支持一个独立、公正、有效,能够审判最严重国际犯罪的国际刑事法院”,[4]但是在最终表决时,中国基于维护主权的考虑,提出了如下五点反对意见,并投了反对票:(1)国际刑事法院的普遍管辖权不是以国家自愿接受法院管辖为基础,而是在不经国家同意的情况下对非缔约国的义务做出规定的。违背了国家主权原则,不符合《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规定;(2)将国内武装冲突中的战争罪纳入法院的普遍管辖违反了已有的国际法规定。首先,中国代表团认为,法制健全的国家有能力惩处国内武装冲突中的战争罪,在惩治这类犯罪方面比国际刑事法院占有明显的优势;其次,目前《规约》有关国内武装冲突中的战争罪的定义,超出了国际习惯法,甚至超出了日内瓦公约第二附加议定书的规定。鉴于此,中国一贯主张,国家应有权选择接受国际刑事法院对这一罪行的管辖。目前《规约》的有关规定虽对选择接受管辖做出了临时安排,但却从原则上否定这一接受管辖的方式,许多国家因而对国际刑事法院望而却步;(3)侵略罪是一种国家行为,且无法律上的定义,为防止政治上的滥诉,在具体追究个人刑事责任之前由安理会首先判定是否存在侵略行为是必要的,也是《联合国宪章》第39条的规定。但《规约》没有对此作出明确规定;(4)检察官的自行调查权不仅赋予个人、非政府组织、各种机构指控国家公务员和军人的权利,同时也使检察官或法院因权力过大而可能成为干涉国家内政的工具。此外,检察官的自行调查权不仅会使法院面临来自于个人或非政府组织过多的指控,无法使其集中人力或物力来对付国际上最严重的犯罪,同时也会使检察官面对大量指控而需不断作出是否调查与起诉的政治决策,不得不置身于政治的旋涡,从而根本无法作到真正的独立与公正;(5)根据国际习惯法,危害人类罪应发生在战时或与战时有关的非常时期。从目前已有的成文法来看,纽伦堡宪章、前南国际法庭规约均明确规定,此罪适用于战时。但《罗马规约》在危害人类罪定义中删去了战时这一重要标准。此外,在危害人类罪具体犯罪行为的列举上,远远超过了国际习惯法和现有的成文法。许多列举的行为实际是人权法的内容,背离了建立国际刑事法院的真正目的。[5]
    
    日本虽然多次表示支持国际刑事法院的建立,日本的媒体在2001年还宣称“政府正在准备批准《罗马规约》”,但是因担心“国际刑事法院可能会削弱国家主权”在最终表决时投了反对票。[6]当然,国家主权只是表面的理由,日本至今尚未批准《规约》的原因,正如国外学者所指出的,第一是日本右翼担心如果日本批准《规约》,可能会使得一些日本人因二战时期犯下的罪行受到指控;第二是在9•11事件之后,日美同盟关系日趋紧密,日本紧随美国之后,积极参与了美国在海外的军事行动。许多人权组织已经指出,美国的许多军事行动已经违反《规约》的规定,构成战争罪,并向某些国家的国内法院以及国际刑事法院提出了起诉,例如国际人权联盟等国际人权团体2006年11月就向德国的法院提出控诉,要求对美国许多高层官员犯下的战争罪行进行刑事调查,理由是他们授权美军在伊拉克虐待囚犯。[7]而日本国内的法律并无关于战犯的起诉与审判问题的规定,日本政府担心如果批准了公约,在日本公民被指控犯下此类罪行时,日本就必须将该人移交至国际刑事法院进行审判,因此对外宣布就战犯处遇与自卫队的法律地位等问题国内立法进行修改完善之前,日本不会批准《规约》。[8]
    
    处于亚洲重要的冲突地区之一的印度同样如此。印度参与了《规约》的起草与法院的创建过程,但是最终表决时基于同样的主权的理由没有投票支持《规约》,正如印度官员指出的,国际刑事法院不应该拥有任何能够影响国家主权的固有或者强制管辖权,因为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应该是对国家管辖权的补充,不应该介入任何国内法院审判或者裁决的行为,不应该管辖国内法院已经定罪或者宣布无罪的被告人。[9]正因为如此,印度在2002年5月与美国举行的防务会谈中,表示同意美国“国际刑事法院对于维和与联合行动具有负面作用”的立场,指出与美国进行合作以反对国际刑事法院对非缔约国的管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并于会谈后很快签署了美国旨在排除国际刑事法院对其国民管辖权的双边豁免协定(即下文所论及的美国98条协定)。[10]
    
     第二种情况是因为外部原因而未批准《规约》,已经与美国签署了98条协定的亚洲国家即属此种情况,这些国家尚未批准《规约》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也考虑到了国内因素,如国内的武装冲突,但在更大程度上还是基于美国的政治威胁与经济利诱的影响。美国积极参与了国际刑事法院的创立过程,但是因为对法院与联合国的关系、管辖权延展性以及检察官的权限等问题上持否定意见而在罗马大会上也对《规约》投了反对票。继后,为了继续发挥其影响,美国在签署截止日期即2000年12月31日签署了该《规约》,但是2002年5月6日,美国基于《规约》“可能对美国的军人、外交官和政治家不利,而且拟议成立的国际刑事法院也不对联合国或其他任何机构负责”,又宣布退出《规约》。[11]在国际刑事法院于2002年成立后,为了阻止其对美国公民的管辖,美国采取了各种可行的措施。其中,最主要的一项措施就是强迫各国与其签订98条协定。[12]
    
    所谓美国98 条协定,指美国根据其对《罗马规约》第98 条第2 款“如果被请求国执行国际刑事法院的一项移交请求该国将违背依国际协定承担的义务,而根据这些义务,向国际刑事法院移交人员须得到该人派遣国的同意,否则法院不得提出该项移交请求,除非法院能够首先取得“该人派遣国”的合作”规定的解读,与其他国家所签订的、旨在规避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国公民所涉特定国际犯罪行使管辖权的双边协定。为了强迫相关国家与之签订该协定,美国不惜以军事项目与经济援助相威胁、利诱,在国际刑事法院成立后的2002-2003年度,美国就削减了拒绝给予美国公民豁免权的32个国家的军事援助,总额达8900万美元。[13]2006年11月28日,就在《规约》缔约国第5次大会召开前夕,美国又宣布暂停对美洲14个缔约国援助的决定,以对之施加压力。[14]
    
    从国际法的角度而言,美国98条协定违反了《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与《国际刑事法院》的规定。《规约》第98 条第2 款规定:如果被请求国执行本法院的一项移交请求,该国将违背依国际协定承担的义务,而根据这些义务,向本法院移交人员须得到该人派遣国的同意,则本法院不得提出该项移交请求,除非本法院能够首先取得该人派遣国的合作,由该派遣国同意移交。根据该款的用语及《规约》的宗旨,此处所指的国际协定具有两个特征:其一是特定性,即该协定实际上仅限于军人地位双边协定;其二是生效时间上的“先在性”,即该协定的生效时间须先于《罗马规约》的生效时间。也就是说,只有当其《规约》缔约国之间在《规约》生效之前就已经存在具有国际法效力的军人地位协定时,缔约国向国际刑事法院移交该国公民才须事先取得该国的同意。而美国的“98 条协定”并不符合上述两个特征。因此,其不是《规约》第98 条限定的“国际协定”,不具有国际法上的效力。[15] 虽然美国98协定从法理上讲不具有国际法效力,并遭到了国际组织的批评与反对,例如美国的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在致美国国务卿鲍威尔的信中指出“美国大使们的所为无异于学校霸,……美国政府的行为没有削弱全球对国际刑事法院的支持,却让人感觉美国政府既愚蠢又狭隘”。[16] 但是亚洲许多国家“从经济上来说,……完全基于共同的利益而众口一词”,[17]纷纷与美国签署98条协定,以换取军事与经济援助。据美国自己公布的数据,截至2006年12月11日,全球已经有102个国家与之签订了98条协定,其中亚洲国家占30%:共有7个国家已经批准了该协定,另有23个国家已经签署了该协定,正在等待立法机构的批准(详情参见表二)。[18]这与批准《规约》的国家数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由于批准该协定的蒙古、东帝汶、格鲁吉亚、约旦、阿富汗等7个国家都是《规约》的缔约国,因此在亚洲,国际刑事法院已经很难对美国公民之管辖形成实质性影响。
    
    
表二:美国98条协定在亚洲的批准与签署情况

    
    
序号国家序号国家
已经批准的国家 (共7个)
1阿富汗5格鲁吉亚
2柬埔寨6塔吉克斯坦
3东帝汶7约旦
4蒙古
已经签署的国家 (共23个国家)
1孟加拉国13阿塞拜疆
2不丹14哈萨克斯坦
3缅甸15吉尔吉斯斯坦
4印度16土库曼斯坦
5老挝17乌兹别克斯坦
6马尔代夫18巴林
7尼泊尔19以色列
8巴基斯坦20科威特
9菲律宾21阿曼
10新加坡22阿联酋
11斯里兰卡23也门
12泰国

    
    
    
二.《国际刑事法院规约》在亚洲的实施情况

    
    
    国际刑事法院没有自己的警察或者监狱,因此其有效运转必须依靠国家的真诚合作。质言之,《规约》的实施必须通过缔约国国内的立法才能实现。而《规约》虽然是在此前已经存在的相关公约的基础上形成,却包含了许多突破,例如《规约》将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的战争犯罪规定为战争罪的组成部分,而此前的《前南国际法庭规约》、《卢旺达国际法庭规约》等国际文件都没有指明战争罪可以适用于非国际武装冲突。而且,公约规定的其他事项的落实,例如犯罪嫌疑人的移交与引渡、检察官的调查、证据的获取等问题,也都需要缔约国通过国内立法来加以保证。因此,补充或者修改国内立法是保证公约实施的必要之举,具体而言,国内立法应该就如下问题进行相应规定:国际刑事法院的法律地位,严重妨碍国际刑事法院工作行为的犯罪化,证据的收集,逮捕令与扣押令的执行,相关人员的逮捕与移交,国际刑事法院官员的豁免权以及刑罚及刑罚的执行。
    
    目前,亚洲已经批准《规约》的8个国家虽然都在采取相应的措施以保证公约的实施,但只有约旦、韩国与柬埔寨已经完成了实施《规约》的国内立法草案,阿富汗、塞浦路斯、蒙古、塔吉克斯坦及东帝汶既没有实施《规约》的国内法律,也尚未切实展开国内法律的补充与修改工作。[19]下文结合柬埔寨修订完成的刑法典草案与刑事诉讼法典草案,从个人刑事责任、排除刑事责任的根据、上级命令与法律规定、与国际刑事法院的合作、被害人赔偿五个重要方面对如何修改、补充国内立法以实施《规约》问题做例示说明。[20]
    
    (一)个人刑事责任
    
    根据《规约》第25条的规定,国际刑事法院根据《规约》对自然人具有管辖权,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应依照本《规约》的规定,对一项本法院管辖权内的犯罪负刑事责任,并受到处罚:1. 单独、伙同他人、通过不论是否负刑事责任的另一人,实施这一犯罪;2. 命令、唆使、引诱实施这一犯罪,而该犯罪事实上是既遂或未遂的;3. 为了便利实施这一犯罪,帮助、教唆或以其他方式协助实施或企图实施这一犯罪,包括提供犯罪手段;4. 以任何其他方式支助以共同目的行事的团伙实施或企图实施这一犯罪。这种支助应当是故意的,并且符合下列情况之一:(1) 是为了促进这一团伙的犯罪活动或犯罪目的,而这种活动或目的涉及实施本法院管辖权内的犯罪;(2) 明知这一团伙实施该犯罪的意图;5. 就灭绝种族罪而言,直接公然煽动他人灭绝种族。上述规定包含了单独犯罪与共同犯罪的不同情况。
    
    对《规约》上述规定,柬埔寨相关法律早已有所规定。柬埔寨在1992年颁布的一项过渡性法令中规定:提供犯罪手段或者命令、帮助实施犯罪的,构成共犯,应根据可适用于主犯的刑罚予以惩罚。此外,仍然具有法律效力的1955年刑法典第83-88条进一步补充了上述规定,尤其在主观要素方面。为照应《规约》上述规定而拟制的柬埔寨刑法典草案第1121条(4)与(5)采纳了上述规定,但是区分出了教唆犯与共犯:前者指命令实施犯罪者,或者通过财物、承诺、威胁或者滥用职权煽动犯罪者;后者指“明知”而推动犯罪意图或者通过提供援助或帮助实施犯罪者。刑法典草案的这一区分与《规约》第25条的规定基本一致。
    
    柬埔寨刑法典草案关于犯罪未遂的规定也与《规约》的规定一致。根据《规约》第25条的规定,犯罪未遂指已经以实际步骤着手采取行动,意图实施犯罪,但由于其意志以外的原因,犯罪没有发生的情况。但放弃实施犯罪或防止犯罪完成的人,如果完全和自愿地放弃其犯罪目的,不按犯罪未遂根据本《规约》受处罚。柬埔寨1955年刑法典第77条至第79条就犯罪未遂规定如下:只有在根据已经开始的实施行为可以判断该行为是因为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完成的,方可以处罚未遂犯(第77条);准备行为不构成实施行为(第78条);未遂犯罪应被视为所意图实施的犯罪(第79条),这些规定无论是从客观方面还是主观方面而言,都与《规约》规定基本相同。刑法典草案第1121条(3)也采纳了上述规定。
    
    但是,关于刑事责任,柬埔寨刑法典草案与《规约》有不同之处。根据《规约》,国际刑事法院对法人以及其他团体并无管辖权。[21] 柬埔寨的现行刑法也没有规定法人的刑事责任,其刑法典草案第1123条(1)却规定了法人的刑事责任。该条规定:除国家之外,如法律有规定,则可根据法人的代表机构以其名义实施的犯罪行为认定法人的刑事责任。据此规定,柬埔寨刑法典草案第2111条(5)、第2121条(5)以及第2131条(6)明确规定法人应该承担灭绝种族罪、反人类罪以及战争罪的刑事责任。
    
    (二)排除刑事责任的根据
    
    根据《规约》第31条规定,排除刑事责任的根据包括:1. 该人患有精神病或精神不健全,因而丧失判断其行为的不法性或性质的能力,或控制其行为以符合法律规定的能力;2. 该人处于醉态,因而丧失判断其行为的不法性或性质的能力,或控制其行为以符合法律规定的能力,除非该人在某种情况下有意识地进入醉态,明知自己进入醉态后,有可能从事构成本法院管辖权内的犯罪的行为,或者该人不顾可能发生这种情形的危险;3. 该人以合理行为防卫本人或他人,或者在战争罪方面,防卫本人或他人生存所必需的财产,或防卫完成一项军事任务所必需的财产,以避免即将不法使用的武力,而且采用的防卫方式与被保护的本人或他人或财产所面对的危险程度是相称的。该人参与部队进行的防御行动的事实,本身并不构成本项规定的排除刑事责任的理由;4. 被控告构成本法院管辖权内的犯罪的行为是该人或他人面临即将死亡的威胁或面临继续或即将遭受严重人身伤害的威胁而被迫实施的,该人为避免这一威胁采取必要而合理的行动,但必须无意造成比设法避免的伤害更为严重的伤害。上述威胁可以是:(1) 他人造成的;或(2) 该人无法控制的其他情况所构成的。
    
    上述第1项和第2项是将疾病、醉态以及精神障碍作为排除刑事责任的根据,第3项是综合了国内法与国际法中自我防卫、胁迫以及必要性的规定,尤其应当指出的是,《规约》将军事行动方面的必要性规定为排除刑事责任的根据,虽然在《规约》的起草过程中,这一点曾在各国中引起相当大的争议。此外,第31条被强制规定为排除刑事责任而非减轻处罚的依据,这说明《规约》与前南与卢旺达国际法庭相比,更注重保护自卫权。
    
    柬埔寨1955年刑法典在第96至第98条规定了胁迫与必要性,在第101条至104条规定了自我防卫。根据第96条的规定,如果犯罪行为人是因为其受到无法抗拒的力量的强制而实施犯罪行为,则其不负刑事责任,其后第97条规定,绝对的必要性也可以构成上述的强制。绝对的必要性指行为人面临无法避免而又紧迫的危险,仅能通过实施该犯罪行为来避免该危险,但是该危险不能是行为人故意制造的。与《规约》的规定相比较,上述规定并没有清楚地区分胁迫与必要性,而且内涵模糊,外延过广,可能不适当地除去实施了《规约》所定犯罪人的刑事责任。
    
    就自我防卫问题,柬埔寨1955年刑法典第101条规定,因为紧迫的需要而防卫自己或他人造成死亡或者身体伤害的,不构成犯罪;第102条规定接着规定了自我防卫的条件与限度,自我防卫或者防卫他人必须是因为先在的不公正的攻击行为,与该攻击行为同时实施,而且为避免伤害结果而必要与必需。第103条对防卫过度进行了界定,根据该条,如果自我防卫行为产生了与攻击行为可能产生的结果相比过度的结果,则行为人应当承担故意杀人或者故意伤害的刑事责任,具体由法院认定。
    
    上述1955年刑法典的规定并没有涉及军事必要性,其内涵窄于公约的规定,因此无法成为排除《规约》规定的灭绝种族罪、反人类罪或战争罪刑事责任的根据。实际上从犯罪行为的角度出发,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或战争罪无论如何都是“过度结果”,即使是作为对侵略的反应也超过了“必要与必需”的程度。
    
    刑法典草案重复了1955年刑法典关于胁迫、强制以及自我防卫的规定:第1121条(8)对自我防卫进行了规定,第1121条(10)规定了必要性,第1121条(11)规定了胁迫。因此总体而言,与公约的规定相比,柬埔寨刑法典草案关于排除刑事责任根据的规定之外延可能过于宽泛,有必要进行进一步限制与明确。
    
    (三)上级命令与法律规定
    
    《规约》第33条就依据上级命令而实施了公约所禁止的犯罪的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做了规定。该条首先明确,某人奉政府命令或军职或文职上级命令行事而实施本法院管辖权内的犯罪的事实,并不免除该人的刑事责任。这一规定秉承了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所确立的原则,即:如果命令明显是不法的,而且明知命令的不法性,则命令执行人必须为其行为负责。其次,该条明确规定了执行人可以免除刑事责任的情况,即:(1)该人有服从有关政府或上级命令的法律义务;(2)该人不知道命令为不法的;和(3)命令的不法性不明显。最后,为了保证公约目的的实现,公约进行了例外规定,明确指出实施灭绝种族罪或危害人类罪的命令是明显不法的。
    
    柬埔寨现行的法律并没有规定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与战争罪,[22]刑法典草案在第2111条至2131条规定了相关犯罪的定义,第1121条(7)特别针对命令执行人的刑事责任问题进行了界定。根据该条,实施法律规定或者法律授权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实施合法机构命令的行为不构成犯罪,除非该命令明显不法。下列情形不能减轻行为人作为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或者战争罪教唆犯或共犯的刑事责任:(1)其实施了现行法律所规定、授权或者并未禁止的行为;(2)其根据合法机构的命令而行为。根据上述草案的规定,行为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承担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以及战争罪的刑事责任,而没有任何例外。与《规约》的规定相比,柬埔寨刑法典草案的规定更为明确,而且更符合《规约》的宗旨,因为《规约》仅仅规定“实施灭绝种族罪或危害人类罪的命令是明显不法”,而没有规定战争罪的问题。[23]
    
    (四)与国际刑事法院的司法合作
    
    根据《规约》第86条“缔约国应依照本《规约》的规定,在本法院调查和起诉本法院管辖权内的犯罪方面同本法院充分合作”;与第88条“缔约国应确保其国内法中已有可供采用的程序,以执行本编规定的各种形式的合作” 之规定,柬埔寨有义务与国际刑事法院进行合作,并制定或者修改相关的国内法律,以保证合作的顺利进行。正在进行的刑事诉讼程序的改革也为柬埔寨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但令人遗憾的是:已经提交批准的柬埔寨刑事诉讼法典草案并没有在此方面做出照应性修改。
    
    虽然如此,在批准之前,还是有可能将与国际刑事法院进行司法合作的有关内容补进草案。因为刑事诉讼法典草案第九编为特别程序,包括三章。第一章主要是关于个人的规定,例如引渡问题;第二章关于证据的灭失、裁决的解释与修正;第三章关于犯罪问题,包括军事犯罪的起诉与审判。所以,柬方其实完全可以在第九编中增加刑事司法合作的内容,以保证该国顺利履行其依《规约》所承担的国际义务。
    
    就与国际刑事法院进行司法合作的问题进行详细的规定,不但为顺利起诉与审判特定犯罪所必要,也为实施《规约》所规定的其他措施所必须。例如执行国际刑事法院所要求的赔偿措施。因此,柬埔寨这次所进行的刑事诉讼程序改革,无疑会为其他国家提供前车之鉴。
    
    (五)被害人赔偿
    
    国际刑事法院是历史上第一个享有发布对被害人进行赔偿命令的国际司法机构。根据《规约》第75条的规定,“法院应当制定赔偿被害人或赔偿被害人方面的原则,”并可以“直接向被定罪人发布命令,具体列明应向被害人或向被害人方面做出的适当赔偿,包括归还、补偿和恢复原状”,还可以“酌情命令向第七十九条所规定的信托基金交付判定的赔偿金”。这意味着国际刑事法院有权采取扣押、没收等强制措施,并根据《规约》的其他规定,要求缔约国给予协助。
    
    作为《规约》的缔约国,柬埔寨在被害人赔偿问题上通常承担与国际刑事法院进行合作的国际义务,根据其国内的法律程序落实法院的裁决,并且处理与之相关的国内诉讼程序。具体而言,柬埔寨必须处理好如下两方面的程序问题:第一,在国际刑事法院进行的平行赔偿诉讼或者在国内程序之后国际刑事法院根据具体情形再次提出赔偿诉讼时,柬埔寨如何判定这些诉讼判决的效力以及如何执行;第二,在柬埔寨国内的诉讼程序正在进行之时,国际刑事法院也就赔偿问题启动诉讼程序,柬埔寨如何处理。
    
    在国际刑事法院已经启动赔偿程序的情况下,根据《规约》第75条“法院行使本条规定的权力时,可以在判定某人实施本法院管辖权内的犯罪后,确定为了执行其可能根据本条发出任何命令……缔约国应执行依照本条做出的裁判”之规定,柬埔寨应当执行法院的裁决与赔偿令。首先,为了赔偿的目的,柬埔寨承担与国际刑事法院进行合作的国际义务。执行赔偿令是缔约国所承担执行法院判决义务的一部分,根据《规约》第75条的规定,法院有权要求缔约国采取第93条(1)所规定的合作措施,包括查明某人的身份和下落或物品的所在地,查明、追寻和冻结或扣押犯罪收益、财产和资产及犯罪工具,以及“被请求国法律不禁止的其他形式的协助”,[24] 这实质上是赋予法院要求所有法律不禁止的合作措施的权力。
    
    在与国际刑事法院在这方面的合作过程中,包括柬埔寨在内的缔约国都可能会提出两个问题:(1)具体国家可能会认为所要求的合作措施在本质上有损于其国家安全、公共秩序或者其他更高的利益,这也是国际公约与刑事司法合作通常所承认的限制,《规约》第72条也就“保护国家安全资料”问题做了特别规定。但是从《规约》的规定来看,赔偿诉讼通常是配合刑事定罪与处罚程序,这方面的限制应该不至于阻碍缔约国与国际刑事法院的合作。(2)具体国家可能接到两个竞合的合作请求,例如国际刑事法院与另一国同时发出的扣押请求。这种情况《规约》第93条(9)已经做出了规定。根据该条,如果一缔约国收到本法院和与之有国际义务的另一国提出的移交或引渡以外的竞合请求,该缔约国应与本法院和该另一国协商,设法同时满足双方请求,必要时可以推迟执行其中一项请求或对请求附加条件。这就要求柬埔寨以及其他缔约国,具体规定负责协商的机构。如果无法通过协商满足双方要求,《规约》第93条(9)要求应依照第90条所定原则解决竞合请求,即根据所有相关因素做出决定,这些因素除其他外,包括“各项请求的日期;请求国的权益,根据情况包括犯罪是否在其境内实施、被害人的国籍和被要求引渡的人的国籍;本法院与请求国此后相互移交该人的可能性”。
    
    在执行国际刑事法院发出的赔偿令的过程中,缔约国应当遵循两条原则。第一,根据《规约》第75条(5)“缔约国应执行依照本条做出的裁判”的规定,完全承认赔偿令的效力;第二,根据《程序和证据规则》(以下简称规则)第219条“在执行赔偿命令过程中,国家当局不得修改本法院规定的赔偿,本法院所确定的任何损害、损失或损伤的范围或程度,或命令所定的原则,并应为执行赔偿命令提供便利”的规定,通过国内的法律程序保证赔偿令得以充分地执行。此外,根据规则第217条的规定,为了执行罚金、没收或赔偿命令,院长会议应酌情根据第九编的规定请求合和采取执行措施,并将有关命令的副本送交因被判刑人的国籍、住所或惯常居,或因其资产和财产所在地而显然与被判刑人有直接关系的国家,或确实与被人有这种关系的国家。因此,据包括柬埔寨在内的所有缔约国而言,不得对国际刑事法院发出的赔偿令进行复核,更不能对之进行修改。而且,应当修改国内的法律,以保证赔偿令能够得到执行。
    
    还需要探讨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当国际刑事法院正在对特定犯罪人进行刑事审判时,柬埔寨国内的法院是否可以就被害人所提起的赔偿诉讼进行实体性裁决。就此,根据刑事程序是在柬埔寨法院、国际刑事法院还是第三国法院进行,可以分为三种情形:
    
    第一,诉讼程序是在柬埔寨的法院进行。根据柬埔寨目前的刑事法律,在刑事审判结束之前,不可能进行民事起诉。但是,刑事诉讼法典草案第131条(9)增加了这一程序。根据该条,可以针对任何对犯罪所造成的损害负有赔偿责任者提起民事诉讼:某一犯罪中主犯与共同主犯;某一犯罪中的从犯与共谋犯;民事案件的被告人。此外,在柬埔寨法院审判的民事案件中,根据柬埔寨司法部1984年9月8日与合并诉讼相关的第04-84号通告,为了诉讼当事人的利益,法院可以在审判过程中追加与案件相关的第三方为被告或者原告。这一规定对于被害人而言,可以节省时间与诉讼成本,可惜当前正在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典草案并没有采纳这一规定。
    
    第二,诉讼程序是在国际刑事法院进行。从理论上讲,在国际刑事法院对刑事案件审判的过程中,被害人当然有权要求柬埔寨国内法院起诉,要求犯罪人对特定犯罪所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但是这还要取决于柬埔寨国内法律中是否有相应的法律程序。应当指出的是,如果国际刑事法院已经就赔偿问题做出了实体性裁决,被害人仍然可以就国际刑事法院的裁决未涉及的部分提出诉求。
    
    第三,诉讼程序在第三国法院进行。这种情况下,应该根据传统的民事司法合作的原则处理,因此国内法律应该根据相关的国际公约,如1965年的《海牙公约》以及《布鲁塞尔公约》,就具体的合作措施作出规定,尤其关于法院之间信息交换的途径、程序等问题。但是如果某一外国法院已经先于柬埔寨的国内法院就被害人的赔偿问题作出裁决并送达至国内法院,柬埔寨应该停止其国内诉讼程序。但是如果此国内程序涉及外国法院裁决所没有涉及的裁决问题,其应该继续进行,而且被害人也有权就此部分提出起诉。
    
    
    
三.推促亚洲国家批准与签署《国际刑事法院规约》方略思考

    
    
    如何推动亚洲国家签署与批准《规约》?我们认为,可从以下三方面入手:
    
    第一,亚洲地区大国应尽快批准《规约》,以充分发挥其示范作用。国际刑事法院现任检察官莫雷诺•奥坎波在其就职演讲曾言:“与独立、公正的国际刑事法院带来的希望接踵而至的,是合理的恐惧与误解”,[25] 那些基于自身原因而不愿意批准《规约》、加入法院的亚洲国家的言行准确验证了这一点。例如中国、印度与日本都以“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可能削弱国家主权”为由拒绝签署或批准《规约》。
    
    这当中,无疑存在当事国对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的“合理恐惧与误解”。这是因为,其一,国际刑事法院是否启动司法程序,实际上并不单单取决于法院的意愿,同时取决于相关国家本身。因为《规约》为法院所规定的是补充管辖权,即国际刑事法院只有在有关国家不能够或不愿意对《规约》规定的国际犯罪进行切实地调查、起诉的前提下,才得以启动管辖权,而且该国应是《规约》的缔约国或已经明确表示接受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此外,国际刑事法院受理案件还受到诸多限制,如具备下列情形之一,法院应判定案件不可受理:
    
    (1)对案件具有管辖权的国家正在对案件进行调查或起诉;(2)对案件具有管辖权的国家已经对该案进行调查,而且该国已经决定不对有关的人进行起诉;(3)有关的人已经因为作为控告理由的行为受到审判;(4)案件缺乏足够的严重程度,该法院无采取进一步行动的充分理由。因此,只要一国国内的立法缜密,法治完善,国际刑事法院根本无需也无从介入。这本是法院所期许的,因为法院无力也无意于对所有缔约国国内的国际犯罪进行审判,其宗旨只是保证实施最严重犯罪的罪犯受到正义的审判,而不是要亲审每一个实施了严重国际犯罪的被告人。
    
    其二,《规约》也为法院的补充管辖权留下了延展空间,以保证其宗旨与目的得以实现。首先,根据《规约》第12条的规定,只要犯罪实施地或犯罪人国籍国一国是《规约》的缔约国或其明示接受法院的管辖的国家,且该国向检察官提交情势,法院的管辖权就得以启动,而不必征求第三方的同意。这表明,如果非缔约国的国民在缔约国境内实施了《规约》规定的国际犯罪,法院的管辖权就可以及于该非缔约国的国民,如果缔约国国民在非缔约国的领域内实施了《规约》所规定的国际犯罪,法院的管辖权也可以及于该非缔约国的领域。其次,根据《规约》第13条的规定,安理会可以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向检察官提交一项或多项犯罪已经发生的情势启动法院的管辖权,但是该条并没有明确规定安理会所提交的国际犯罪是否必须限定在上述法院属物管辖的范围内,而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安理会可以对“任何和平之威胁、和平之破坏、或侵略行为是否存在”作出断定,这是否也意味着安理会可以就任何威胁和平、破坏和平的国际犯罪向法院提交情势?如果缔约国之间或缔约国大会对此作出肯定的解释,国际刑事法院属物管辖权即可延展到更多的国际犯罪。所以,即使一国不批准《规约》,也可能受到法院的管辖。
    
    综上,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的启动并不取决于某一国家是否已经批准了《规约》。否则,美国也就不会极尽威胁利诱之能事来推动其他国家签署98条协定。因此,上述基于主权顾虑而未批准《规约》的亚洲国家很难阻碍国际刑事法院行使管辖权,而且除了非常特殊的情况,也很难保证实施了《规约》规定之罪的国民免受法院的审判,因为在亚洲尚无一个国家可以象美国那样强行推动一个双边豁免协定,即使在国内冲突的情况下,还有联合国安理会可以向法院提交情势,第三国可以主动接受法院的管辖,要求法院行使管辖权。所以,中国、日本与印度现在应该做的,是尽快完善国家立法,推动国内法治建设,以尽快批准《规约》,充分利用国际刑事法院的功能,这才是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主权的最佳选择:一方面,可以利用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的补充性特征,首先行使其国内管辖权;同时利用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的延展性,避免其他非缔约国国民在中国实施了严重国际犯罪逃逸后、国际刑事法院难以管辖;另方面,可以通过批准《规约》,起到示范作用,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应该说,在这一点上,日本审时度势,已经走到中国的前面。
    
    早在2002年,日本就表示“正在对《规约》与国内法律进行研究”,以为加入《规约》做准备。2004年8月,日本外务大臣在回答议员提问时也指出,日本加入《规约》的最大障碍就是国内法与《规约》的协调问题。其后,日本开始准备通过紧急立法,以扫清障碍。[26] 2005年11月,日本大使在联合国大会上就国际刑事法院问题发言时声明:“日本正在严肃地考虑加入《罗马规约》的问题,正在评估其对国内刑事制度可能产生的影响”。[27] 2006年10月13日,日本首相安培晋三在参议院的会议上再次表达日本在2007年推动日本加入《规约》的意愿,并指出相关部门正在协力解决日本国内法律与《规约》的差距。[28]
    
    第二,在加入《规约》问题上,亚洲各跨国组织之间应充分发挥其相互沟通、协调、促进的作用。在亚洲地区,存在着众多政府间国际组织,例如东南亚国家联盟、阿拉伯国家联盟、南亚区域合作联盟、亚太议会论坛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等,这些组织拥有众多的成员国,其宗旨基本上都是以平等、协作精神,共同促进本地区的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遵循正义、国家关系准则和《联合国宪章》,促进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促进经济、社会、文化、技术和科学等问题的合作与相互支援等,此类目标与《规约》的宗旨以及法院的成立目的大体一致。因此,亚洲地区组织应该充分发挥自身的积极作用,努力推动成员国批准《规约》,并为之创造条件。尤其应该为外因顾虑较大的国家开创独立、自主地选择是否批准公约的良好国际环境。对此,阿拉伯国家联盟已经树立了良好的先例。[29]  
    
    阿拉伯国家联盟司法部长会议于2005年就《规约》的实施问题专门通过了一个法令(Decree no. 598-21d-29/11/2005),以协调各国的立法,并确立了相关原则。该法令分为两章,共13条。第一章为一般规定,包括9条,分别规定了如下问题:法律实施的一般原则、国家间司法合作的原则、国内法院与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关系原则、实施《规约》规定犯罪不得赦免的原则及军事领导、个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原则。第二章为具体规定,包括4条,就《规约》规定的犯罪在国内法的实施问题进行了详细规定。[30]这一法令对于协调阿拉伯国家间的立法,促进《规约》在阿拉伯国家的实施,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最后,各国国内的非政府组织须继续发挥其推动作用。在尚未批准《规约》的国家,虽然官方对《规约》仍然持怀疑或者反对态度,但是其国内的非政府组织并没有放弃努力,一直在对政府以及国家领导人进行说明、劝解、推动工作。例如在也门,其国内的非政府组织在获知政府将于2006年对《规约》的批准问题进行讨论的消息后,立即展开运动,也门国际刑事法院联盟甚至在2006年1月组织了一个由也门国内的政要、记者以及其他非政府组织参加的新闻发布会,并计划会晤宪法委员会的首脑,以期推动也门议会支持《规约》。[31] 再如在印度,虽然印度政府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反对态度并没有改变,但是印度国内的非政府组织仍然在展开宣传与引导工作。2004年,印度“国际刑事法院运动”组织就发起了一系列的论坛与研讨会。这些活动虽然尚未根本改变官方的立场,但是对于引导民众的认识,为国际刑事法院《规约》争取支持具有重要的意义。[32]
    
    
    
四.结语

    
    
    虽然国际刑事法院被誉为“对未来一代希望之馈赠,在通向普遍的人权和法治过程中迈出的巨大一步,”[33] 目前的运行也表明法院正在有效发挥其作用,但国际刑事法院并非在真空中运作,还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干扰,美国的98条协定就是最好的证明,如上所述,目前虽然签署《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的国家已达134个,但是签署美国98条协定的国家也达到了102个,而且其中将近一半是《规约》缔约国。[34] 因为国际刑事法院的具体运作与《规约》的实施需要各缔约国与法院的全面合作,这表明国际刑事法院还需要克服很多困难;而且,在面对某些本应接受审判的犯罪行为时,国际刑事法院方面还可能无能为力。
    
    亚洲国家批准与实施《规约》的情况尤其令人担忧。迄今为止,仅有9个亚洲国家批准了《规约》,其中7个国家还同时批准了美国第98条协定;签署《规约》的国家甚至少于签署98条协定的国家。此外,如欲与国际刑事法院开展有效的司法合作,已经批准《规约》的几个缔约国还存在诸多需根据《规约》规定补充与修改本国法律的问题。因此,就目前的现状与趋势看,国际刑事法院在亚洲的运作之路依然漫长而艰辛。
    
    
    
——本文原载:《河北法学》2007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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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See STATES PARTIES TO THE ROME STATUTE OF THE ICC, at http://www.iccnow.org/?mod=fsdoc。应当指出的是,国际刑事法院将缔约国划分为非洲、北非与中东地区、美洲、亚洲太平洋地区以及欧洲国家,但本文仍然采取传统的洲际划分方法,及将世界各国划分为非洲、美洲、亚洲、欧洲与大洋洲国家。
    
    [2] 《国际刑事法院特权与豁免协定》(Agreement on Privileges and Immunities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APIC)由规约缔约国大会于2002年9月通过,2004年6月30日开放供签署。协定旨在为国际刑事法院的工作人员提供必要的特权与豁免权,以保证其行为的独立性与公正性,因此其对所有国家开放以供加入。协定共有39条,就国际刑事法院的法律地位与法律人格、国际刑事法院工作人员的特权与豁免权、参加诉讼的国家代表的特权、证人的权利、参加法院大会以及其他会议的政府间与非政府间组织代表的特权与豁免权以及律师的权利等进行了详细规定。该协定对于保证国际刑事法院的有效运作具有重大的作用,因此联合国、国际刑事法院以及众多的国际组织不但号召规约的缔约国尽快批准该协定,而且强烈呼吁非缔约国也签署、批准该协定。
    
    [3] See RATIFICATION AND SIGNATURE OF THE AGREEMENT ON THE PRIVILEGES AND IMMUNITIES OF THE COURT, at http://www.iccnow.org/?mod=fsdoc.
    
    [4] See http://www.iccnow.org/?mod=newsdetail&news=69.
    
    [5] 参见黄芳:“评中国对《国际刑事法院规约》投反对票的五点理由”,载[加]威廉A•沙巴斯:《国际刑事法院导论》(译者前言),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6] http://www.iccnow.org/?mod=newsdetail&news=163.
    
    [7] See FIDH,Human Rights groups seek criminal investigation in Germany of Rumsfeld and other high-ranking U.S. officials for authorizing torture in the “war on terror”, at http://www.fidh.org/article.php3?id_article=3801.
    
    [8] See Benjamin Goold, Ratifying the Rome Statute: Japan and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at www.hurights.or.jp/asia-pacific/no_29/05japanandicc.htm.
    
    [9] See Sunanda K. Datta-Ray,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 Why they dissented, The Hindu Business Line, Apr 24, 2002.
    
    [10] See http://www.iccnow.org/?mod=newsdetail&news=145.
    
    [11] See David Scheffer(November 2001/February 2002), Staying the Course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35 Cornell Int'l Law J no. 1.
    
    [12] 还有一项比较重要的措施就是以规约第16 条为依据,由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要求国际刑事法院推迟调查或起诉。据此,美国以撤出维和行动相威胁,强迫安理会先是在2002 年通过1422 号决议,赋予联合国维和人员12 个月的豁免权,后在2003 年通过1487 号决议,延续1422 号决议的效力。其后,虽然美国提议第二次延续1422号决议的效力,但是考虑到在伊拉克虐囚事件以后,安理会成员国不可能支持其提出的要求,因此又主动撤回了提议。
    
    [13] See Jim Lobe, US Cuts Military Aid to Friendly Nations, at www.commondreams.org/headlines03/1001-01.htm.
    
    [14] Se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for Human Rights, Fifth Session of the Assembly of States parties to the 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significant steps forward, at http://www.fidh.org/rubrique.php3?id_rubrique=2.
    
    [15] 详细分析参见周振杰、屈学武:“美国98条协定的国际法效力评析”,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3年第6期。
    
    [16] Human Rights Watch ,“A letter to Colin Powell”, at http :www. hrw. org/press/2003/06/usa063003ltr. htm.
    
    [17] 埃维利恩•巴莱斯-塞拉诺:“国际刑事法院在亚洲的批准情况和相关问题”,载赵秉志主编:《国际刑事法院专论》,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版。
    
    [18] See STATUS OF US BILATERAL IMMUNITY AGREEMENTS, at http://www.iccnow.org/?mod=fsdoc.
    
    [19] See Amnesty International,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Summary of draft and enacted implementing legislation, AI Index: IOR 40/041/2006.
    
    [20] 柬埔寨于2000年10月23日签署了规约,并于2002年4月11日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交了批准文件。但在2005年5月27日,柬埔寨又批准了与美国签署的上述第98条协定。参见国际人权联盟官方网站:www.fidh.org. 以下所引用的文献资料如无特殊说明,均来自该网站。
    
    [21] 在联合国关于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早期的讨论中,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曾考虑过将国际刑事法院的属人管辖权规定为国家、法人和自然人,相关国家也有此提议,但是大多数国家认为,国家刑事责任难以认定,法人承担刑事责任多是因为经济犯罪与国事犯罪,因此否决了上述提议,参见高燕平:《国际刑事法院》,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102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实施规约规定的犯罪团体的个人能够逃过惩罚,因为根据公约的规定,对于共同犯罪人与共谋犯罪人国际刑事法院可以追究其责任。
    
    [22] 2003年6月,柬埔寨与联合国就成立特别法庭以审判红色高棉的罪行一事达成了一项协议,该协议就灭族种族罪、危害人类罪以及战争罪做了规定。虽然协议的规定在本质上与规约规定相同,但是该协议是针对特定时期、特定对象而制定的,而且红色高棉的问题产生于规约签订之前。
    
    [23] 就此问题,在规约的起草过程中,存在对立的两种观点。因为美国在全球都有驻军,并且经常开展军事行动,因此其代表团坚持在战争中某些上级命令并不具有明显的不法性;而英国、德国与新西兰代表团则认为,上级命令不能构成排除刑事责任的根据。尽管第二种观点更符合现行国际法的规定,但是最后各国仍然妥协地采纳了美国代表团的意见。
    
    [24] 规约第93条(1)规定: 缔约国应依照本编及其国内法程序的规定,执行本法院的请求,在调查和起诉方面提供下列协助:1. 查明某人的身份和下落或物品的所在地;2. 取证,包括宣誓证言,及提供证据,包括本法院需要的鉴定意见和报告;3. 讯问任何被调查或被起诉的人;4. 送达文书,包括司法文书;5. 为有关人员作为证人或鉴定人自愿到本法院出庭提供便利;6. 根据第七款规定临时移送人员;7. 勘验有关地点或场所,包括掘尸检验和检查墓穴;8. 执行搜查和扣押;9. 提供记录和文件,包括官方记录和文件;10. 保护被害人和证人,及保全证据;11. 查明、追寻和冻结或扣押犯罪收益、财产和资产及犯罪工具,以便最终予以没收,但不损害善意第三方的权利;和12. 被请求国法律不禁止的其他形式的协助,以便利调查和起诉本法院管辖权内的犯罪。
    
    [25] See Luis Moreno-Ocampo, Statement made at the ceremony for the solemn undertaking of the Chief Prosecutor of ICC, available at http://www.iccnow.org.
    
    [26] See http://www.iccnow.org/?mod=newsdetail&news=163.
    
    [27] OSHIRO OZAWA,STATEMENT TO THE UNITED NATIONS ON THE REPORTS OF THE ICC,at http://www.mofa.go.jp/announce/speech/un2005/un0511-9.html.
    
    [28] See Japan's Prime Minister Expresses Intention to Join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at http://www.hurights.or.jp/news/0611/b01_e.html.
    
    [29] 阿拉伯国家联盟是阿拉伯世界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组织,成立于1945年。成立时仅有7个成员国。目前成员国已经增加到22个,并且于2005年12月成立了阿拉伯国家过渡议会。过渡议会目前没有立法权,主要致力于加强阿拉伯国家议会间的合作,推动阿盟宪章改革,讨论加强阿拉伯国家共同工作机制原则等问题。
    
    [30] See Decree regarding the Arab Model Law Project on Crimes within ICC Jurisdiction (unofficial English translation), available at http://iccnow.org/documents/ArabLeague_ModelImplementationLaw_29Nov05_en.pdf.
    
    [31] See FIDH, NGOs urge Yemeni MPs to approve ratification of Rome Statute, available at www.iccnow.org.
    
    [32] See http://www.iccnow.org/?mod=newsdetail&news=14.
    
    [33] 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语,转引自高铭暄、王秀梅:《论建立国际刑事法院的法律意义》,载赵秉志主编:《国际刑事法院专论》,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版。
    
    [34] See STATUS OF US BILATERAL IMMUNITY AGREEMENTS, at http://www.iccnow.org/?mod=fsdoc.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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