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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媒体与法院
英国是一个法治传统深厚的国家。近代许多法治原则,如与媒体有关的司法独立原则和司法公开原则都渊源于此。司法独立原则是17世纪以来英国在资产阶级革命的过程中以一系列宪法性文件确立的,司法公开原则则是在英国中世纪普通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司法独立原则的精髓是司法机关不受外界干扰,独立裁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和冲突。而司法公开原则要求司法机关公开审判,接受公众监督。显然,在独立审判与接受监督之间,存在着某些矛盾。传统上,媒体被视为公众的眼睛和耳朵 ,在代表公众监督司法机关公正审判方面负有特殊的使命。因而,这两大原则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主要表现为媒体与法院之间的关系。
    在英国,媒体对法院进行报道有着数百年的历史。这些新闻报道提高了公众了解法律运作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司法的偏差和行为失当以及秘密审判中通常出现的伪证现象,对于维护英国的法治传统,教育公民遵守法律,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新闻报道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为了扩大报刊的发行量,许多记者不愿对司法过程作全面而深入的报导,而喜欢对法院审判过程中出示的证据或者耸人听闻的故事,特别是刑事案件津津乐道。为了调整媒体和法院之间的关系,英国数个世纪以来积累了大量的知识和经验,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法律体系,其中包括法院报道制度、藐视法院法、诽谤法、国家保密法等等。限于文章的篇幅,本文主要介绍英国的法院报道制度和藐视法院法两个部分。
    
    一、法院报道(Reporting the Court)
    
    在大多数情况下,英国的媒体可以自由参与和报道审判过程中的任何一件事情。但媒体在进行报道时,也要受一些限制,比如不得侵犯个人的名誉、不得披露家庭的隐私等。此外,一些现代化的采访工具,如录音、录像、摄影设备一般不允许带入法院。
    
    1、法院准入(Access to the court)
    公正必须要能看到是英国法律体系的基石。人们通常认为,只有公民进入法院,才能显示法院是一个公正的场所,人们才愿意接受法院的裁决。原则上,英国的每一个法院都向公众开放,并为公民提供特别座位,许多法院还设有记者席,公民和记者可以观看司法的整个运作过程。在这里,记者通常以普通公民的身份而不是以什么特殊的身份进行报道。不过,记者可以享有某些公民无法享有的特权。例如,某些法院设有记者专席,记者可以选派代表旁听一些普通公民不能参加的诉讼程序。
    对于秘密审理的案件,记者和公众都不得进入法院旁听。记者和公众不得参与的秘密审理案件,某些是依据法律的规定进行的,而某些则是依据法律赋予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进行的。在普通法上,记者和公众不得参与审判的情况包括:(1)可能扰乱法庭秩序;(2)证人拒绝公开作证,如敲诈案; (3)公众的参与不利于公正审判,如妇女、儿童不会在陌生人面前对个人的性行为进行举证;(4)案件涉及《国家保密法》(the Official Secret Act);(5)精神病案件;(6)涉及儿童的案件,如监护和监护权。
    在治安法院 ,根据1980年《治安法院法》(the Magistrates’ Courts Act)第121条的规定,案件一律公开审理,但1933《青少年法》(the Children and Young Persons Act)第37条、47条涉及的青少年为证人的猥亵案件除外。不过,在这些案件中,也不排除新闻界选派代表善意参与审理的情况。在国王法院 ,国王法院的规则(Crown court rules)允许法官秘密审理某些案件,如关于保释申请、传票或逮捕证案件的整个或部分程序。在郡法院 ,郡法院的规则规定,在口头提供证据和公开审判的情况下,媒体有权参与。根据1976年《国内暴力和破坏婚姻家庭程序法》(the Domestic Violence and Matrimonial Proceedings Act)和1983年《精神健康法》(the Mental Health Act),某些案件,如涉及养子女,由法官自由裁量是否公开审理。在高等法院 ,案件通常必须公开审理。但所有的法庭都有权决定是否秘密审理案件。根据1991年的《家庭案件程序规则》(the Family Proceedings Rules),涉及儿童的监护、居住或探望的案件,应当秘密审理。
    法院不公开审理的权力无疑是很重要的,但也是有限的。除非极其必要,否则法官不应随意行使此项权力。1987年,马尔文地区的治安法官决定秘密审理一起妇女酒后驾车并要求减刑的案件。后座法院的地方法庭认为,虽然治安法官有权决定秘密审理,但如果缺少足够理由,这样做就是不适当的。
    
    2、报道限制(Reporting restriction)
    英国法律限制媒体报道的规定散见于各项法律中。以下几类案件的报道通常是受限制的:
    (1)涉及儿童的案件
    英国与其他国家一样,为儿童提供特殊的法律保护,禁止媒体对有关儿童的案件进行报道。比如,英国1960年《司法法》(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Act)第12条第1款规定:报刊不得报道任何与未成年人监护程序有关的案件。
    (2)涉及青少年的案件
    英国1933年《青少年法》(the Children and Young Persons Act)第49条规定,在治安法院作为青少年法院(Youth Courts)审理青少年犯罪时,自动禁止发表或者广播下述信息。
    “(a)在审判过程中,作为被告或者证人的青少年的姓名、住址、学校或者任何能够使人识别出的其他特征;
    (b)任何含有该青少年的照片。”
    但是,如果上述法律规定可能导致对青少年不公正的审判,青少年法院可以取消这一限制。此外,根据1997年《刑法》(Crime [Sentences] Act)的有关规定,法院可以准许青少年选聘代理人,然后取消报道限制。
    在青少年作为被告或证人的情况下,即使是在成人法院(Adult Courts),根据《青少年法》第39条的规定,法院也可以发出禁令:
    (a)报刊、广播 关于法院审理程序的报道不得泄露与审判程序有关的任何青少年的姓名、住址、学校,或者其他任何能够使人识别出的特征,无论青少年是审判程序的主角还是证人;
    (b)不得在任何报刊或者电视上发表与审判有关的青少年的照片。
    在审判过程中,尤其是在治安法院的审判过程中,法官经常根据第39条的规定发出禁令,以避免有关信息公开后对青少年的负面影响。但是,如果媒体对法院的禁令不服,可以提请上诉。在1995年戈德温案(R. v. Central Criminal Court ex parte Godwin & Crook[1995]1 F. L. R. 132)中,某夫妇因谋杀自己的儿子并虐待其他三个儿子而受到审判。在审判过程中,法官依据第39条签发了禁止媒体报道的禁令。两名记者不服,以自由报道的必要性胜过对案件中青少年的保护为由提出了上诉。上诉法院指出,法官签发禁令是极其正确的,避免对青少年造成伤害的利益胜过了公众了解法庭上究竟发生了什么的利益。但在1994年的中央独立电视台案中(Mrs R v. Central Independent Television[1994] 2 F. L. R. 151)中,媒体成功地申请取消了第39条禁令。该案涉及一名成年男子对一名年轻男孩的性侵犯。在审判过程中,国王法院禁止发表任何可能识别出受害男孩的报道。中央独立电视台计划制作有关该犯罪嫌疑人及其犯罪细节的电视节目。嫌疑犯的前妻以其5岁女儿的利益为由,申请强迫电视台放弃制作有关节目的计划。法官同意了这一请求。但上诉法院否决了法官的意见,认为计划中的节目无论如何都与申请人的女儿无关,基于出版自由,应允许电视公司进行报道。
    在某些情况下,为了规避第39条禁令,媒体之间可能达成默契,运用拼图识别(jigsaw identification)进行报道。所谓拼图识别,是指单就某一报道来看,受众无法识别某人,但如果将几家报纸发表的零散消息集中起来,就能知道报道的是某一特定个人。由于《青少年法》第39条并未规定媒体如何执行禁令,因而即使法官根据第39条签发了禁令,人们也能从几家报纸的有关报道中识别出禁令所禁止报道的到底是谁。这不能不说是法律的一个纰漏。这一缺陷是由新闻申诉委员会 制定的《新闻申诉委员会行为法典》(the Press Complaint Commission Code of Practice)和独立电视委员会 制定的《独立电视委员会节目制作法典》(the Independent Television Commission Programme Code)来弥补的。在《新闻申诉委员会行为法典》第七部分标题为“性犯罪案中的儿童”中,明确禁止这样的“拼图识别”。
    “1、即使法律未予禁止,报刊也不得披露与性犯罪案件有关的年龄低于16周岁的儿童的身份,无论他是受害者或证人;
    2、任何报刊关于性犯罪案件中儿童的报道――
    (i)儿童的身份不得披露。
    (ii)成人的身份可以披露。
    (iii)在受害儿童的身份可能暴露的情况下,不得使用“乱伦”一词。
    (iv)必须注意不得在报道中提及被告与儿童的关系。”
    《独立电视委员会节目制作法典》关于广播报道的规定与此大体相同。
    (3)涉及性犯罪的案件
    根据英国1991年《刑法》第53条的规定,当被控犯有性犯罪的人和检察总长(Attorney-General) 认为符合下列三项条件时,将不适用通常的审判规则,治安法官可以将被告移送至国王法院:
    (a) 犯罪的性质适宜于在国王法院中审判;
    (b) 作为性犯罪受害者或证人的儿童将在审判中作证;
    (c) 为了儿童的利益,避免任何偏见,案件应立即移送国王法院。
    在这种案件中,被告有权以证据不足为由,请求国王法院驳回移送。 一旦被告这么做时,媒体对诉讼程序的报道就只能限于:
    (a) 法院的名称和法官的姓名;
    (b) 被告和证人的姓名、年龄、家庭住址和职业;
    (c) 被告被指控的犯罪;
    (d) 参与诉讼的代理人和律师的姓名;
    (e) 在诉讼中止的情况下,中止的日期和地点;
    (f) 保释的情况;
    (g) 被告是否获得法律援助;
    (h) 报道限制是否取消。
    根据《刑法》第六章的有关规定,法官可以取消报道限制。但如果被告反对,出于司法公正的考虑,法官一般不会允许记者进行报道。
    在强奸案件中,为了鼓励受害妇女向警察详细陈述自己受到的性侵犯,有关法律规定必须为受害者匿名。在1994年通过的《刑事与公共秩序法》(Criminal Justice & Public Order Act)中,强奸受害者的匿名保护还扩展至男性。依照英国1976年《性犯罪法》(修正案)(Sexual Offences[Amendment] Act)第4条第1款第1项的规定,在强奸案件中,媒体一旦公布或者播放受害人的姓名、住址或图像,就应当受到法律的制裁。这一限制对受害者终身有效。该条该款第2项还规定,在审判过程中,任何与受害妇女有关的可能使其被识别出的任何材料或文章,都不得发表或播放。在法官依法取消限制的情况下,媒体可以发表这类材料。根据《性犯罪法》第4条第5款第1项的规定,在下列情况下,法官可以取消限制:
    (a) 在审判开始前,应被告的请求,为了促使证人在审判时出庭作证,或者在限制报道的情况下,被告可能在实质上受到偏见;
    (b) 在审判过程中,限制报道极不合理,为了公共利益而取消限制;
    (c) 受害妇女书面同意发表或播放可能暴露其身份的材料。
    (4)涉及严重欺诈的案件
    根据1987年《刑法》(the Criminal Justice Act),严重欺诈包括欺骗获取财产、虚假帐目、贸易欺诈、偷盗和图谋欺诈等。对于此类案件,治安法官通常不作任何考虑,就直接移送国王法院。而被告可以以陪审团审判证据不足为由请求国王法院驳回移送。此外,在陪审团尚未介入,审判即将进行时,国王法院可以举行一次审前听证。媒体对于请求驳回移送和审前听证的报道只能限于:
    (a) 法院的名称和法官的姓名;
    (b) 被告和证人的姓名、年龄、家庭住址和职业;
    (c) 任何相关的商业信息(大体上限于有关商业机构或公司的名称和地址);
    (d) 被告受到的指控;
    (e) 参与诉讼的代理人和律师;
    (f) 中止诉讼时,中止的时间和地点;
    (g) 保释的情况;
    (h) 被告是否获得法律援助。
    在被告反复要求取消或者审判结束时,这些限制将被取消。
    (5)涉及家庭的案件
    根据1980年《治安法院法》第71条和1989年《儿童法》(the Children Act)第79条的规定,治安法院中的家庭案件,禁止报道。但《治安法院法》第69条允许报界和新闻界选派代表参与审判。
    近来,对媒体禁止报道的法律规定有越来越多的趋势,法官也频繁地行使自己的自由裁量权来限制媒体对某些法律程序进行报道。针对法院不断增加的对新闻报道自由的限制,媒体在实践中,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新闻自由权:
    第一,非正式方法。在某些情况下,媒体可以口头的形式要求法院回答其作出禁令的依据。一般说来,法院会重新考虑自己的决定。在另一些情况下,编辑或记者可以给书记员或法官写信,通常可引起他们的注意。
    第二,司法审查。如果上述方法失败,媒体可启动司法审查程序,不过成本高昂。记者曾经成功地对治安法院依据藐视法签发的第4条和第11条禁令提出了挑战,这在后面的介绍中还会谈到。
    第三,第159条申诉权。1988年《刑法》第159条规定,记者有权就国王法院的禁令提起申诉。这一规定是受到欧洲人权委员会的压力的结果。委员会认为,如果不允许对法官颁发的秘密审理禁令行使申诉权,就可能违反人权。
    
    3、法院与电视(Courts and television)
    在上一世纪初,当电视这一新型传播媒体兴起时,英国议会禁止公众或记者将照相机或者摄像机带入法庭。主流意见认为,只有看过法庭材料的人才能明白法庭上当事人争论的观点;电视的部分转播是不完整的,只会误导观众,从而违背了司法公正原则;即使允许电视台转播,依据编辑独立原则,电视台也会按照自己的喜好进行裁剪,这同样有悖于司法公正原则。而事实上,记者通常不易获得法庭材料,也不易理解法庭上的各种假设和陷阱,因而电视转播存在着给审判带来严重偏见的危险。所以,英国1925年《刑法》第41条规定,禁止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法庭中照相或者录像。但是,反对的人认为:(1)公众有良好的法律素质,能够较好地理解法庭上争论的问题;(2)电视转播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司法过程,这样就能看到公正是怎样形成的,有助于对公民进行法律教育;(3)在摄像机下,律师和法官的行为将更为规范。在美国等国允许电视台对法院审判进行实况转播后,英国的议会和法院都面临着反对派的更大压力。
    在现实生活中,英国媒体巨头英国广播公司(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简称BBC)一直尝试着将摄像机带入法院。1989年4月13日,在得到阿贝戴尔勋爵首肯的情况下,为了展示上院法官的工作,英国广播公司第一次录制并播放了上院法官作出判决的正式过程。 1992年3月,英国广播公司与凯思勋爵(Lord Keith of Kinkel)协商,要求在一部纪录片中录制某些法院的听证或其他镜头。上院的法官似乎准备开绿灯,但随即又附加了一系列极其苛刻的条件 。广播公司最终放弃了初衷。1996年12月底英国广播公司又对上院的法官发起了第二轮攻势, 遗憾的是,果夫勋爵(Lord Goff of Chieveley)客气地回绝了。转机出现在1998年11月上院法官开始审理包括奥古斯多·皮诺切特案 在内的上诉案件时,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几乎人人都想知道上院的法官将作出何种裁决的情况,因而审判的结果含有巨大的公共利益,上院法官再也没有阻止英国广播公司和其他广播商电视转播其决定的理由了。在皮诺切特案件中,上院法官在电视进行实况转播的同时宣读书面判决,这在英国法制史上还是第一次。 之后,由于上院法官中,有一位与大赦国际有密切关系,又重新组成法庭,进行了第二次审理。在宣布判决时,又进行了电视实况转播。
    随着技术的改进,传统的法院与电视的关系正在发生变化。例如,尽管《刑法》第41条不允许摄像机进入法院,可法院门口的监视器早已司空见惯;在欺诈案件庭审过程中,陪审员可以通过闭路电视阅读有关文件,观察证人;某些公司也向伦敦中央刑事法院和其他法院提供有关证人或者交叉参照的录像带及其副本,等等。照此发展下去,是否会导致有关法律的修改或者变通呢?可以肯定的是,要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法庭上对刑事案件进行电视实况转播,希望渺茫。因为在美国加州实况转播的全球瞩目的O. J. 辛普森案,沉重地打击了英国要求主张修改法律的人。冗长的审判、律师夸张的举动以及摄像机下所有参与审判的人的做作的表演,都让人大失所望。有人把希望寄托在曾任苏格兰民事法院首席法官的上院霍普勋爵身上。因为他允许摄像机进入苏格兰的法院。或许有一天他会为电视转播上院的对质和辩论敞开大门。
    
    二、藐视法院(Contempt of Court)
    
    事实上,藐视法院行为也属于英国法院报道中禁止的情况,应在上一小节中加以介绍。但由于藐视是媒体在进行法院报道时最易出现的情况,有关藐视行为的司法实践和法律制度也最为丰富,因而在此单独介绍。
    所谓藐视法院行为,是指干扰法院系统的正常运作,影响司法公正的各种形式和方式,包括在法院辱骂法官;未经允许而在法院录音、录像或照相;以报道的形式,误导陪审员或公布敲诈案证人、受害者的姓名;公布法院禁止公布的信息;发表媒体负有不得发表义务的材料;发表陪审团在陪审室的讨论记录,等等。显然,媒体与普通公众都有可能实施藐视行为。这与法院报道的限制对象是有所区别的。限制法院报道的主体一定是媒体,范围较小。限于文章主旨,本节只介绍媒体的藐视行为。
    在英国,由于在刑事案件(特别是国王法院中的刑事案件)和诽谤、错误关押、恶意审判等民事案件中采用陪审团制,而陪审员通常不具有足够的法律专业知识,未经严格的法律训练,容易受到外界报道的影响,媒体又热衷于刑事案件和诽谤案件的报道,因而媒体藐视行为的发生多数可能是因为有关报道在刑事案件和诽谤案件中影响了陪审员而不利于公正审判或可能使审判产生严重偏见。 制止藐视行为既是出于维护法院尊严的起码需要,但更主要的目的是为了维护法律秩序的完整性,公正司法。 值得指出的是,偏见并不仅仅局限于陪审团成员受影响的场合。一篇在刑事法庭上影响被告的行为或请求的媒体报道也可能被视为藐视行为。
    英国的藐视法院行为主要是通过1981年的《藐视法院法》(Contempt of Court Act)来调整的。在1981年之前,媒体与法院的关系由普通法调整。因此,目前英国有两种藐视违法行为:一种是1981 年《藐视法院法》规定的“严格责任”(strict liability)藐视行为,即不需要任何关于制造偏见的动机的证据,就可以定罪;一种是普通法上的藐视行为,需要指控方证实被告使公正审判产生偏见的意图。由于举证存在一定的难度,法院更多地依据1981年藐视法制裁媒体。
    在实践中,不但记者可能实施藐视行为,报纸的编辑、出版商、业主、导演和发行人也可能违反藐视法。藐视法院的诉讼请求通常由检察总长向国王法院或者后座法院分院的地方法庭(Division Court of the Queen’s Bench Division)提起。一旦藐视行为成立,媒体将面临罚款或者监禁的处罚。而正在进行中的案件则可能被迫中止,或者经过一段时期再行审理,或者由不方便的其他法院审理以减少对陪审员的影响,从而在经济上造成巨大损失。以下将对上述两种藐视行为分别作一介绍。
    
    1、严格责任上的藐视行为(Strict liability contempt)
    (1)藐视行为的构成
    只要媒体实施了藐视行为,符合1981年藐视法规定的条件,无须证明媒体是否存在偏见的动机,即构成严格责任上的藐视行为。1981年藐视法第2条规定,要证明藐视行为成立,检察总长只需向法院说明:(a)面向公众或部分公众发表的出版物对司法过程,特别是法律程序产生了重大危险,这一危险将妨碍司法或导致严重偏见;(b)有关司法程序正在进行中。
    关于出版物,藐视法将其界定为书面的、口头的、广播的或任何其他面向公众的交流形式。违反藐视规定的出版物通常有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公布被告早期的犯罪记录。在刑事审判过程中,法官特意不让陪审团知道被告早期的犯罪记录,使陪审团在审前对被告一无所知。如果知道被告有犯罪史(更为糟糕的是,媒体在即将开庭前公布被告早期同样的犯罪行为),陪审员更易相信被告有罪。因此,媒体公布被告早期的犯罪事实,不管对被告是有利的、还是不利的 ,几乎都构成藐视。
    第二,公布刑事审判的某些细节。一般说来,基于公共利益而善意发表刑事审判的报道,并不构成藐视。但在国王法院,某些审判活动,是在陪审团不参与的情况下进行的。 媒体公布此类细节,可能使审判产生严重偏见。
    第三,发表被告的照片。在审判过程中,有时需要证人鉴别被告的身份。发表被告的照片,尤其是在被告的身份尚未得到确认的情况下发表,就会构成藐视。因为这可能导致证人根据报上或者电视上看到的照片而不是在犯罪现场看到的情景来描述被告人。 与照片类似的是媒体对嫌疑犯特征的描述。在报道某银行遭劫时,记者只能说是一个人被捕,而不能说是这个人被捕,也不能描述那个人黑发、有胡须、高个儿等容易让人对号入座的特征。
    至于何为产生严重偏见的重大危险,法律没有给出、也无法给出准确的答案,该词的含义主要是在司法实践中形成、充实和发展起来的。
    首先,是否存在产生严重偏见的重大危险,有三个因素值得考虑。
    第一,受理案件的法院的类型。法院通常认为,陪审团远比法官更容易受到他们看到的或听到的媒体报道的影响。最容易受到媒体影响的是国王法院,那里所有的刑事案件都由陪审团裁决。而在受理民事案件的郡法院、家庭法院或大法官法庭中,除了诽谤是由陪审团参与审理的案件之外,藐视的可能性极小。 因为在法官单独审理的情况下因媒体的报道而导致审判产生严重偏见的重大危险的情况是很罕见的。
    第二,法院的地理位置。法院的地理位置通常影响到对公正审判产生偏见的重大危险的概率。产生偏见的危险的大小与出版物同审判地的距离成反比。距离越大,危险越小。比如,一份远在他方的地方小报报道某人因犯以前同样违法行为而正在某地接受审判,陪审团的成员就不大可能看到这份地方小报。即使能够看到,这很小的可能性也不足以构成重大危险。
    第三,出版物发表与开始审理之间的时间间隔。两者也呈反比关系。一般说来,出版物发表的时间与开庭的时间间隔越长,产生偏见的重大危险的可能性越小。在独立电视新闻公司案中(Attorney-General v. Independent Television News [1995] 1 Cr. App. R. 204),独立电视新闻公司播放了一条谋害警官的消息。报道说,嫌疑犯是一个爱尔兰共和军恐怖分子,曾因谋杀特种航空队官员而被判过刑。法院审查后发现,播放的时间与开庭审判的时间间隔为9个月。法院认为,在这段时间里,潜在的陪审员的记忆可能已经模糊了。因而宣布独立电视新闻公司的有关报道不构成藐视。当然,也可能有某些臭名昭著的文章或故事特别难忘,可能在将来的陪审员的头脑中存留数月而挥之不去。在这种情况下,媒体极有可能违反藐视法。
    其次,是否构成产生严重偏见的重大危险,每一案件都必须根据自身的情况来衡量。一些法官坚持认为,媒体对陪审团的影响并不是绝对的。陪审员即便看了报纸,也不一定就会形成成见,没有必要在所有此类情况下都中止审判。早在1969年,卢顿法官(后来成为了上院法官)就指出:“我对我的同胞怀有充分的信心,他们知道报纸的是非曲直……在通常情况下他们能够公正地、客观地看待事物,而抛开他们在报上看到的消息……这是人类的经验,也正是那些坐在陪审员席上的陪审员的经验……。” 大法官泰勒勋爵(the Lord Chief Justice, Lord Taylor)也认为,即使媒体作了不利报道,如果法官有效地告诫陪审团,要求他们只相信法庭提供的证据,就没有理由认为他们不会这么做。 在1992年的卫报案中(Attorney-General v. Guardian Newspapers Ltd. [1992] 3 All E. R. 38),一篇由城市编辑主笔的文章,特别提到了在曼彻斯特对六位被告的审判,这是法院禁止报道的,原因是一位被告还将在人岛(Isle of Man)面临一场审判。但上诉法院指出,卫报发表等待审判的刑事被告的文章,并不必然带来严重妨碍司法过程或导致严重偏见的重大危险。
    在1997年的MGN(Attorney-General v. MGN [1997] E. M. L. R. 284)案中,希曼勋爵提出了在具体案件中如何确定产生严重偏见的重大危险的十大指导原则,对以后类似案件的审理工作产生了巨大影响。案件的背景是,乔弗利·赖斯因袭击马丁·戴维斯和吉利安·泰福斯而被逮捕审判。审判法官因媒体报道而中止了对案件的审理。因为他认为所有的媒体都企图使审判误入歧途。报刊上充斥了诸如“赖斯打得我半死”,受害者“被铁条抽打”,可能“眼瞎”、“终身落下伤痕”等字眼。在检察总长对相关报纸提起的诉讼中,法院发现,如果单独地看,指控并未证实出版物达到1981年藐视法第2条规定的标准。于是希曼勋爵宣布了适用严格责任规则的十大指导原则:
    第一,每一案件必须根据自身的事实进行判决;
    第二,法院将单独审查每一出版物,审查出版时发生的事情。虽然早期的出版物已经造成了导致某些偏见的危险,但这也并不妨碍对近期进一步造成危险的出版物进行审查;
    第三,有争议的出版物必须是在事实上,而不是在理论上制造某些危险,从而妨碍正在进行的司法过程或导致其产生严重偏见;
    第四,危险必须是重大的;
    第五,重大的危险必须产生于正在进行的司法过程中,不但妨碍司法过程,而且导致其产生严重偏见;
    第六,法院除非确信某一出版物已经对司法过程产生了具有严重偏见后果的重大危险,否则不能判定藐视罪;
    第七,在衡量出版物是否对司法过程产生具有严重偏见后果的重大危险时,应考虑下列事项:
    (a) 出版物可能吸引将来陪审员注意的可能性;
    (b) 出版时出版物对普通读者可能产生的影响;
    (c) 审判时出版物对一位名义上(nominal)的陪审员的残留影响。
    第八,在衡量出版物吸引潜在的陪审员的注意力时,法院应考虑下列事项:
    (a) 出版物是否在可能选拔陪审员的地方发行;
    (b) 出版物的发行量有多大。
    第九,在衡量出版时出版物对普通读者可能产生的影响时,法院应考虑下列事项:
    (a) 出版文章的影响范围;
    (b) 对可能的读者来说,出版文章内容的新颖性。
    第十,在衡量审判时出版物对一位名义上陪审员产生的残留影响时,法院应考虑下列事项:
    (a) 出版物发表的日期与开庭日期的时间间隔;
    (b) 案件证据在延搁一段时间后对陪审员的残余影响力;
    (c) 法官的建议对陪审员可能产生的影响。
    如果媒体为了获取信息,付款给证人,是否构成藐视呢?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1981年藐视法没有对这个问题作出规定。该问题第一次出现在1966年一个著名的谋杀案中,两个证人因向媒体提供了故事而获得了报酬。起草1981年藐视法的菲利摩尔委员会(the Philimore Committee on Contempt of Court)认为这是一个重要问题,但未将其纳入藐视法。在1996年的韦斯特案件中,发生了同样的问题。韦斯特夫人的律师弗格森先生认为,证人收了媒体的钱后,往往夸夸其谈;在接受记者采访后,由于媒体已进行了相关报道,证人在法庭上即使发现当初陈述有误,也不愿更正;审前采访证人,实际上是由记者主持的审判前的预演。这些既有可能误导陪审团,也与司法公正原则相悖。审理该案的泰勒勋爵(Lord Taylor CJ)裁定,媒体向证人支付报酬的行为需要接受审查。 新闻申诉委员会据此在其《行为法典》中强化了这方面的规定,除了付款极其必要外,编辑还必须证明合法的公共利益正处于危险中,而且付款这件事必须通报指控方和被告方。1997年布莱尔工党政府上台后,认为新闻申诉委员会的上述措施还不够,指示大法官办公厅(Lord Chancellor’s Department)专门对此进行深入研究。大法官办公厅之后的报告指出,媒体向证人支付报酬增大了产生严重偏见的危险,必须通过立法来限制这种行为。下院接受了政府的建议。
    即使没有付款给证人,如果证人的证言在刑事案件的被告人被捕之后可能引起争议,此时媒体发表采访证人的文章也是极其危险的。因为证人看到自己的陈述在报刊或电视上发表、播放后,在接受法庭的交叉询问和直接询问时,就会觉得有义务坚持自己以前的说法,即便那是错误的。在审判结束之后会见证人,并将采访报道发表,虽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允许的,但媒体也要特别小心,以免别人认为证人在法庭上的证言是因为将要透露给媒体而作出的。
    根据1981年藐视法,仅有产生严重偏见的重大危险还不足以构成严格责任意义上的藐视,藐视行为发生时,有关的诉讼程序必须正在进行中。那么,何时程序正在进行中呢?
    藐视法院法规定,在刑事案件中,如果一个人已经被捕,或者警方已经签发对被告人的逮捕令,或者一个人遭到口头上的指控,就算程序启动。但记者可能不知道在犯罪发生后,一个人与警察在一起,究竟是已经被捕,还是在协助警察询问。如果他是非自愿去警局的,不管是否遭到逮捕,从法律上说,即已被捕。1984年《治安与犯罪证据法》(the Police and Criminal Evidence Act)规定,如果一个人自愿去警局,除非已经被捕,否则他有权自由离开。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警方可能还有其他嫌疑犯,因此他们不愿透露已经逮捕了一个人。而实际上刑事程序此时已经启动。有趣的是,有时在警察取得某人的逮捕证时,会求助于报刊或广播、电视追踪疑犯。从形式上看,刑事程序已启动,如果媒体进行报道,必然构成藐视。在制定1981年藐视法时,完全排除了这种情况下媒体藐视的可能性。当然,这不适用于罪犯已被逮捕的情况。由于在刑事程序中极易产生藐视行为,因而记者在不明就理的情况下,应极其谨慎。有关法律还规定,当准备审理或审理已经开始时,民事程序正在进行中。如果当事人申请上诉或复审,或者法庭通知上诉,则上诉程序正在进行中。
    根据藐视法,在下列情况下,媒体有关刑事程序的报道行为不构成藐视:(a)被捕之人未受指控就被释放(保释除外);(b)逮捕令签发12个月之内未进行逮捕;(c)案件中止审理;(d)被告不适合审判,或者法院认为指控不实。在放弃、中止或者撤销有关程序时,民事和上诉程序不在进行中。此时的媒体报道,无论是否存在导致严重偏见的重大危险,都不构成藐视。
    在陪审团作出有罪裁决、被告等候法官宣判时,记者进行相关报道是否构成藐视,藐视法未作规定,司法实践中法官的意见也不一。在通常情况下,在法官审判而没有陪审团参与时,报道不会产生导致严重偏见的重大危险。一篇写作严密、客观准确的背景报道不会导致审判过程发生严重偏差。此外,即使发生了藐视诉讼,媒体也可以善意和公共事务为由进行辩护。
    最大的危险来自于陪审团审理的案件。1981年藐视法承认陪审员在陪审室内的谈话有保密的必要。 第8条规定,出版、泄露或探听陪审员在任何法律程序中发表的言论,尤其是他们的观点、意见和投票行为,都构成藐视罪。因而当某人出版或泄露在陪审室内陪审员的任何谈话内容,都属藐视行为。但该条只适用于陪审员讨论案件的情况。如果一位记者发表一篇陪审员就自己对审判看法的采访报道,则不构成藐视。
    (2)法院的禁令
    (a)第4条禁令
    1981年藐视法第4条第2款规定,为了避免在司法程序或者其他任何程序中产生即时的或将来的导致偏见的重大危险,法院可以命令媒体对这些程序或这些程序的任何部分推迟到一个法院认为适当的时间之后发表。也就是说,如果法院认为媒体的报道可能有重大危险,就有权命令媒体暂时不得报道某些事项。在法院没有签发禁令,或者禁令期满后,媒体的报道即使可能影响陪审团而令法官不快,只要媒体出于善意,公正、准确地报道法律程序,并且不导致审判中止或流产,就不会构成藐视。由于报道法院公开审判的细节很少造成偏见,因而法官很少签发第4条禁令。
    一般说来,法官希望禁止发表的消息有以下两种情况:第一,第4条禁令通常在陪审团没有参与审判时的国王法院里签发。在国王法院中,被告人享有一项重要的保护手段,可以在刑事审判过程中请求法官排除某些证据,比如被告曾经坦白的证据。对这一请求的听证是公开进行的,但为了避免陪审团知道并形成成见,陪审员须在听证结束前呆在陪审室。如果媒体将此时法庭上发生的一切都见诸报端,被告的心血就会付诸东流。第二种情况是,被告因几项犯罪行为而被起诉,在目前的诉讼结束后,被告还将面临其他指控。如果媒体发表被告现在犯罪的细节,就可能给将来的审判带来产生严重偏见的重大危险。
    1996年英国《刑事诉讼法》有一条与第4条禁令有关的规定,与国际公认的人权原则相冲突。刑诉法规定,如果一个人被指控犯有包括威胁证人在内的犯罪行为而被无罪释放,但法院相信对这个人的新的审判还将启动,就可以签发第4条禁令,要求媒体推迟对该人威胁犯罪的报道。许多人认为,该条规定有悖于一事不再理原则。
    (b)第11条禁令
    1981年藐视法第11条规定,在任何案件中,如果法院认为有必要时,可以签发禁止媒体公布与审判程序有关的姓名和事项的禁令。该项规定的目的是阻止媒体披露敲诈案件受害人或与国家安全有关的人的姓名。也就是说,在这些情况下,媒体的报道可能产生导致严重偏见的重大危险,推迟报道的利益超过了公众的知情权。比如敲诈案,要证实被告有罪,受害者需要举证,说明敲诈的细节。如果公布受害人的姓名,敲诈的受害人很可能不愿出庭作证。
    第4条禁令与第11条禁令的区别在于,前者是法院行使的一项“推迟发表的权力”(delaying power),后者是一项“禁止透露姓名的权力(no names power)。不过,法院禁止报道的范围有多大,能否禁止媒体报道所有的司法过程,藐视法未作规定。在霍尔谢姆法官案(R v Horsham Justices, ex parte Farquharson [1982] QB 762, at 805-807[CA])中,霍尔谢姆法官签发了一张“空白”禁令,未就推迟报道的时间和报道的范围作任何规定,只是要求媒体推迟报道有关的法律程序。一名地方报的记者和全国记者协会(National Union of Journalists)为此提起了司法审查。上诉法院认为,该治安法官的空白禁令过于宽泛。根据藐视法第4条第2款和第11条签发的禁令必须以书面的形式明确以下内容:第一,禁令涉及的准确范围;第二,媒体发表的时间限制;如果可能的话,还要说明,第三,签发禁令的目的。 上诉法院还指出,法院在作出禁令时,应当通知媒体。下面一个问题是,在法院颁发禁令后,媒体能否要求听证?法律对此也没有规定。大部分法官持肯定态度,认为在限制媒体的报道自由时,就应听取其意见。在霍尔谢姆法官案中,媒体实际上还可以对法院的禁令提出挑战,要求进行司法审查。之后,政府赋予了媒体有限的申诉权。
    (3)媒体的辩护
    赋予媒体辩护权,是平衡法官的独立审判权与媒体报道自由的必然要求。根据藐视法,在下列情况下,媒体不构成藐视:
    (a) 公正、准确地报道公开审判的法律程序
    在即时报道的情况下,如果媒体出于善意,公正、准确地报道公开审判的法律程序,并即时出版,就不构成藐视法庭罪。所谓即时报道,对于日报和广播新闻节目来说,必须当天发表。而周刊、月刊等,可以经过相应的较长时期。但是,如果法院为了避免在司法过程中出现导致偏见的重大危险而签发推迟发表的禁令,任何违反法院禁令的行为通常都被视为藐视行为,而不管其是否公正、准确、即时或善意。
    (b) 无罪出版或发行
    藐视法第3条规定,出版商在出版时已经进行了适当的考虑,并不知道、也没有理由怀疑相关的程序正在进行,其出版行为不构成藐视。但为了适用这一辩护理由,出版商必须能够证明他采取了所有可能的步骤来确认有关程序是否正在进行中。在某些情况下,包括与警局联系,以确信他们是否逮捕了嫌疑犯。就此而言,记者应养成关注警局发言人的姓名和发言时间的习惯。出版物的发行商,如书店或报摊的业主,同样适用这一规定,而且辩护的空间更大。
    (c) 讨论公共事务
    藐视法第5条规定,根据严格责任规则,如果对某一法律过程造成的损害或带来的偏见的危险仅仅是偶然的,那么作为或部分作为对公共事务或其他有关公共利益的事务的讨论,将不视为对法庭的藐视。这一辩护理由旨在允许为了公共利益的新闻节目的出版,即使可能对以后的司法过程带来潜在的负面影响。在星期日邮报案中,邮报发表了一篇不利于白金汉宫盗窃案被告的报道。该报指出,被告迈克尔·法根的性格存有缺陷。检察总长随即对邮报提起了藐视诉讼。法院同意了指控,但同时认为,王后的安全属于公共利益,邮报的有关报道不构成藐视。
    法律之所以作出如此规定,是因为1974年一个案件的裁决不恰当地限制了新闻自由。在该案中,星期日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揭露一种药物在审判未决时就上市,给公共利益带来了潜在威胁。上院认为,文章构成藐视,因为司法公正中包含的公共利益重于文章中讨论的公共利益。然而,1979年欧洲人权法院却认为这一裁决违反了欧洲人权公约第10条言论自由条款。政府对这一判决作出了回应,这就是1981年藐视法的第5条讨论公共事务辩护条款。
    
    2、普通法上的藐视(Contempt at common law)
    普通法上的藐视,又称为故意藐视(intentional contempt)。如果能够证明媒体故意妨碍司法过程,或给司法过程带来产生严重偏见的重大危险,虽然相关程序尚未进行,也可以不依据1981年藐视法而对其提起藐视诉讼。藐视法的第5条第6款第3项规定,在故意妨碍或者使司法过程产生偏见时,必须承担藐视法庭的责任。这就为普通法上的藐视法庭罪提供了法律依据。
    构成普通法上的藐视罪,并不要求程序正在进行中,但必须证明被告故意使司法过程产生严重偏见。这可能是英国1981年颁布藐视法后,仍然保留普通法上藐视的一个重要原因。法院可从掌握的所有情节中推测被告对行为后果的可预见性,而不仅仅是被告本身的意图。在法律上,意图与动机或想法并不完全吻合。例如,某电视台播放了X抢劫银行并劫持银行雇员为人质的画面,接着列出了X先前的犯罪记录。虽然相关程序尚未进行,法院也会认为,电视台一定具有使陪审团产生偏见的故意。因为从电视台的方面看,X一定有罪的意图是显而易见的。
    
    三、小结(Conclusion)
    
    1、英国有关媒体与法院关系的法律制度,既有成文法,也有判例法,而且在某些方面,判例法还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与英国的法律传统密切相关。无论是中世纪,还是现代,英国最著名的法学家,绝大多数都是法官,如布雷克顿、科克、布莱克斯通、丹宁勋爵等。此外,藐视法关于讨论公共事务辩护规则的规定,还与欧洲人权法院的判决有关。这表明,英国的媒体法不但是历史的沉淀,还是现实社会的反映,是历史与现代的结合。与过分追求法律表现形式的观念不同,英国的法律制度并不追求形式上的完美,而注重于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虽然显得零散杂乱,其中还有不少冲突、矛盾之处,但实用,从一个侧面忠实地反映了英国的社会生活面貌。这种不求形式、注重解决实际问题的法律思想,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2、不论英国有关媒体与法院关系的法律制度如何发展变化,始终都围绕着平衡公正司法与新闻自由这一主题展开。我们在重新架构中国的媒体与法院的关系时,对此应当予以高度重视。
    3、英国的媒体法是历史的积淀,有其独特的法律文化背景,比如判例法传统,推崇陪审制,等等,不同于我国的法律文化。我们在借鉴英国媒体法、完善我国的相关法律制度时,必须注意这一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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