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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人权法与中国的“政治入世”
中国已经不可阻挡地融入到了全球化的浪潮。经济上,中国已经成功地加入WTO,政府承诺将遵守世界贸易组织的国际规则;政治上,中国政府在加入国际人权公约方面也已经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1997年和1998年中国政府相继签署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2001年2月28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批准加入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至此,中国已经批准和加入了18个国际人权公约,除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外,中国已经加入了联合国六大主要国际人权公约[1]中的五个。由于一国签署国际公约一般就意味着准备加入,因此我们可以设想,尽管中国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仍然存在许多法律和体制的障碍,但是这已经成为一个必然的趋势。加入国际人权公约并不仅仅是政府的一种外交姿态,更重要的是它意味着缔约国从此必须承当起公约所规定的保护人权的国家义务;国际人权公约不仅成为国际社会衡量一个国家人权状况的一个重要标准,而且也成为各国进行人权的国内保护的参照系。在这种背景下,探讨全面加入国际人权公约对促进我国的人权观念的变革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一、作为国际政治标准的国际人权法
    
    国际人权法的产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直接产物,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性后果,特别是纳粹的暴行,使得人权观念在战后迅速获得全球性的认同。正如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所说的,世界人权标准的确立是"鉴于对人权的无视和侮蔑已发展为野蛮暴行, 这些暴行玷污了人类的良心, 而一个人人享有言论和信仰自由并免予恐惧和匮乏的世界的来临, 已被宣布为普通人民的最高愿望",是"鉴于为使人类不致迫不得已铤而走险对暴政和压迫进行反叛, 有必要使人权受法治的保护"。以《世界人权宣言》为标志,以1966年制定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为主要内容(这两公约与《世界人权宣言》一起被称为"世界人权宪章"),源于西方的人权观念和规范最终成为世界各国应该遵守的共同人权标准。
    国际人权公约之所以可以成为世界性的国际政治标准,这不仅由于国际人权公约是世界各国共同参与制定或达成共识的结果,而且也由于人权观念早已在不同程度上成为世界各国政治法律制度的普遍实践。从国际人权公约的产生过程来看,国际人权公约是世界各国共同参与的结果。尽管二战后存在东西两大国家阵营的对峙,六十年代后又出现了南北国家集团的抗衡,但这一切都仍然没有妨碍《世界人权宣言》和国际人权公约的制定和获得批准。《世界人权宣言》获得通过时没有一个国家投了反对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制定尽管由于意见分歧而致使其在起草了10多年后才于1966年最终获得通过,后来又费时10年才正式生效,但这一切最终都没有阻碍人权国际化和普遍化的进程。从国际人权公约的内容上看,它极力淡化了西方色彩和意识形态的分歧,以确保在多元的文化中获得普遍的适用性。《世界人权宪章》三个文件都宣布人权是基于"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而不是来自西方的上帝或自然;人权的内容既包括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强调的公民和政治权利,也包括了当时社会主义国家推崇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以及逐渐兴起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自决权[2]。从国际人权公约的批准和适用情况看,国际人权公约已经获得了世界大部分国家的批准;对于没有什么政治性的《儿童权利公约》更是获得了几乎所有联合国成员的批准。更为重要的是,战后几乎一切国家实际上都在不同程度上将人权的内容规定在本国的宪法和法律中,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新兴的第三世界国家莫不如此。我国的1954年宪法尽管并没有出现"人权"的字眼,但对公民权利的规定大部分与国际人权法规定的人权内容并无二致。所以尽管各国对人权的具体内容的侧重点还存在很大分歧,国际人权领域内的斗争有时还仍然异常激烈,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对于人权观念本身和国际人权法的承认却早已超越了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贫富差距的界限,确实可以说人权已经世界各国共同的语言。
    国际人权法主要是二战后人权国际化的一个结果,而人权的国际化就是通过人权进入国际法领域而得以实现的,由此国际人权法从此也成为国际法的重要内容。但是与一般的国际法不同,一般的国际法是基于国家间的互惠关系为了各自国家的利益而缔结的协议,它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保护各自国家的国家利益;而国际人权法则不同,它虽然也是调整国家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但是这种法律关系指向的内容却是要求各国对本国国民的人权进行保护;它的目的不是为了本国的国家利益,而是为了保护与本国不大相关的他国人民的人权。这就意味着国际人权法要调整一国政府与其国民之间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在传统国际法理论看来是完全属于一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情和国内法的内容。这种特殊性决定了国际人权法从一开始就试图限制一国在对待本国国民的人权问题上的绝对支配权,这意味着主权在国际人权法规定的人权面前并不是绝对的而是受人权制约的。这时主权的相对性就表现在,虽然人权的保护主要仍然是通过国内的机制来完成,但是各国政府同时必须承当国际人权法规定的两方面的义务:一方面对内承当尊重、保护、保证和促进本国国民人权的国家义务;另外一方面,对外承当接受国际监督的一系列国家义务,包括提交人权保护的报告,接受相关人权委员会监督的义务,成为国家间指控和个人申诉对象的义务,以及出席有关司法诉讼并履行司法判决的义务(只规定在区域性人权条约中)。[3]国际人权法的这种性质决定了一国的国内人权并不完全是一个国家主权范围内的事情,国际组织和他国根据国际人权公约对于该国人权状况提出一般性评论和批评并不能当然视为对该国主权的侵犯,否则国际人权公约存在的合法性本身就会成为一个问题。[4]
    根据"条约必须遵守"的国际法原则,我国加入国际人权公约后,一个很自然的后果就是,必须接受国际公约规定的人权精神和人权规范,接受一种普遍的人权观念;同时履行国际人权公约规定的对内保护国内人权、对外履行接受国际监督的国家义务。在这一点上,中国国家主席已经代表中国在联合国作出政治承诺,"充分实现和享受人权是全人类追求的共同理想。促进和保护人权是各国政府的神圣职责。任何国家都有义务遵照国际人权文书,并结合本国国情和有关法律,促进和保护本国人民的人权和基本自由。"[5]这种承诺说明我国政府在对待国际人权的问题上已经采取了比较积极的态度。
    
    二、人权观念的确立与中国的入约进程
    
    虽然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严复、康有为和梁启超等戊戌改良派就力倡人权学说,但是我国对人权观念的接受却是一个非常曲折的过程。面对中君主专制主义造成中国积贫积弱的现实,戊戌改良派对于西方的"天赋人权"观念一开始就显示了极高的热情。严复宣称"民之自由,天之所畀也",[6]康有为也认为"凡人皆天生。不论男女,人人皆有天与之体,即有自立之权,上隶于天,人尽平等"[7]而梁启超不仅大声疾呼"天生之人,权利平等"[8],而且深入论证了人权话语之于补充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重大意义,"吾中国人惟日望仁政于其君上也,故遇仁焉者,则为之婴儿,遇不仁焉者,则为之鱼肉",[9]这种情况造成"言仁政者只能论其当如是,而无术使之必如是"[10],梁启超认为人权话语为实现中国几千年来的"仁政"理想找到了实现的有效途径。"五四"运动时期,人权观念也成为倡导个人解放的一面旗帜。在陈独秀提出代表科学和民主的"德先生"和"赛先生"之前,他提出"科学与人权并重"的口号,因此"五四"运动以来,代表人权的"女士"也从此成为一种近代中国进行救国救民运动的强式话语。[11]
    但是由于二十世纪前半页中国特殊的历史背景,人权作为一种与国家相对的、体现个人主义和普遍主义价值的观念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坚持。与西方人权观念产生时主要面对强大的压制性政府不同,中国人引进人权观念时面对的却是羸弱不堪、腐败无能的政府,因此在论证人权的必要性时,人们往往不是将人权当成目的本身,而是为了民族的救亡图存。"尽管他们也显然渴望个人权利和自由,但是将个人从压制性的国家中解放出来并不是他们关注的重点,民族的救亡图存才是他们关注的中心所在。"[12]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思想倾向使得个人主义的人权观念在集体主义的"国权"面前显得脆弱不堪,在国家和民族的"大义"面前,个人人权的"小我"就显得无足轻重,这也难怪大部分开始主张个人主义人权的知识分子最终都以主张国权优于人权而告终。梁启超在论证人权的目的时,只是将人权作为兴国权的手段,"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灭……故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13]严复的临终还特地嘱咐,"中国必不亡……两害相权,己轻、群重",这"足证近代中国因处于险恶的国际环境内须著重国家群体,而个人自由与家庭需要之间又有难以兼顾之处"。[14]这种状况几乎延续了二十世纪的前半页。三十年代以胡适、罗隆基为代表的人权派及其掀起的人权运动,矛头直指国民党政府的高压统治,但是这种为人民争取个人自由的人权运动在国家日益面临日本侵略的情况下反而被许多人视为多少有些不合时宜,这就是人权在近代遭遇的尴尬命运。
    与此同时,人权的普遍主义价值也没有敌得过以社会主义为意识形态的特殊主义。"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逐渐成为对中国民众极具吸引力的社会思潮,马克思主义固然也主张人权,但是却否认具有普遍性的抽象人权的存在,因此它要争取的只是以工人阶级为首的广大人民的人权,并且主张只有通过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权才能保障人民的人权。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人权观所争取的只是一种劳动阶级的人权,或者只是一种"最大多数的人权",而政治上的敌对阶级和敌对的"少数"是谈不上有人权的,这种理论实际上从一开始就从理论上否认了人权的普遍主义。也正因为如此,对于三十年代人权派展开的向国民党争取人权的人权运动,共产党人表现出的只是轻蔑和不屑,认为中国的人权派表面上反对摧残人权要求保障自由,实际上却并不是反对什么国民党,并不是反对什么压迫和剥削,而是反对共产党,反对国民党压迫剥削的不得法,……这是人权派的真面目。[15]这就是说只要不赞成推翻国民党的统治,那么人权运动就是虚伪的。
    如果缺乏对个人主义和普遍主义的真正认同,那么我们就很难说人权观念已经在中国真正扎根生长,因为集体权利至上或特殊主义最终都很容易导致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侵犯,这样人权所具有的"人人都享有的权利和自由"也就失去了最终的保障。但是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尽管当时在西方"天赋人权"观念已经受到实证主义的强烈批判,这使得一些人在接受人权观念时显得有些怀疑,但是由于时代对个人自由的渴望,人们对人权还是显示了极大的兴趣,并且一下子使人们好像找到了批判传统文化和重建国家合法性的有力武器;同时也尽管由于时代的限制,作为人权核心要素的个人主义和普遍主义要素并没有在人们观念中得以牢固树立,但是权利思想和权利话语却仍然实实在在地获得了普遍的接受。许多人权的内容如生命权、人身自由权、财产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政治自由成为一种普遍的共识,无论是共产党统治区的立法[16]还是国民党统治区的立法都至少在法律上承认了这些权利的存在,并且都根据自己设定的条件宣称保障人民的这些权利。这种权利话语的普遍使用客观上也为人们运用人权向政府争取自由创造了条件。人权派根据人权的观念反对政府在法律上对人们行使自由权利设置限制,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人权也成了共产党批判国民党统治的有力武器。[17]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都在1954年的宪法中得到了确认,但是在新的国家哲学指导下人权观念却从此失去了生存的土壤。由于坚信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对内推翻了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对外赶走了帝国主义赢得了民族的独立,因此认为建立起来的政府完全是代表人民的政府,人民的人权也必然得到了最可靠的保障,这时在政府和人民完全一体化的情况下,以个人对抗国家为理论基础的人权理论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如果有人试图用人权来批评政府或要求自由和权利,那就无异于用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来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与人民为敌。与人权所应有的对权利的普遍保障不同,根据这种新的国家哲学,一定的政治身份成了享受权利的前提,对于政治上的敌对者,即使享受一些权利,那也是人民或人民政府恩赐的结果。"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我们仅仅施仁政于人民内部,而不施于人民外部的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对于反动阶级和反动派的人们,在他们的政权被推翻以后,只要他们不造反,不破坏,不捣乱,也给土地,给工作,让他们活下去,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18]至于谁是"反动派"、"反动阶级",谁是否"破坏"或"捣乱",那只能由代表统治阶级的政府说了算。这时,对许多人而言,历史又似乎重新回到了梁启超所说的"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政府若能畀民权,则亦能夺民权"时代[19],他们不可能通过人权获得保护,只能寄希望于统治者的"仁政"。
    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的权利意识很快得到了复苏,人权的正面形象也又逐渐得到了树立。人们很快发出疑问,"'人权'从来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吗"?[20]提出要"对人权要作历史的具体的分析"[21]。虽然人们还不免要论证社会主义人权优于资本主义人权,但是至少人们不再将人权仅仅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等同起来,而且认为社会主义更应该讲人权。从80年代初开始,中国政府也逐渐开始了加入国际人权条约的进程。1980年签署、批准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1981年加入《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公约》,1982年加入《关于难民地位公约》,1983年加入《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行公约》,1986年签署了《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1990年签署了《儿童权利公约》。应该说在80年代中国政府至少在外交上对加入上述这些不大涉及意识形态的国际公约的态度还是比较积极的,但是一旦涉及国家人权斗争或国内的人权要求,政府对人权问题就显示出极大的政治敏感性,在很大程度上政府仍然将人权与"自由化"、"西方化""反社会主义""反政府"等被政府视为消极、有害的东西联系在一起,并且本能地将人权视为西方渗透中国的手段从而与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尊严联系在一起。"什么是人权?首先一条,是多少人的人权?是少数人的人权,还是多数人的人权,全国人民的人权?西方世界的所谓'人权'和我们所讲的人权,本质上是两回事,观点不同。" [22]"西方的一些国家拿什么人权、什么社会主义制度不合理不合法等做幌子,实际上是损害我们的国权",[23]"说起来,国权比人权重要得多"。[24] 将人权作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划分,将人权与国权联系起来,这种理解使得人权具有的争取个人自由和权利的意义顿时失去了生存的空间。
    1989年的政治风波以后,国际社会加大了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批评,这既使得人权在国内一度成为一个更为敏感的政治性话题,同时也使政府逐渐认识到有必要建立自己的人权话语以正面回应西方的人权批评。1991年11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的发表就表明了政府试图从理论上确立自己的人权立场的努力,但其具有的更为重要的意义却在于这标志着人权话语在政治上的禁区最终获得了正式突破,人权的正面意义也终于在意识形态上获得了政府的正式认可。这份政府白皮书的开头就确认"享有充分的人权,是长期以来人类追求的理想","人权"从此成为了一个"伟大的名词"[25]。尽管中国政府只是倾向于从历史的角度宣扬中国已经取得的历史成就,但是政府在国际人权舞台上发表自己的人权立场的活动却日趋活跃。继1991年《中国的人权状况》发表后,中国政府又陆续发表了罪犯人权、西藏人权、妇女人权、计划生育、宗教信仰等方面的人权白皮书,从1995年起中国政府还开始发表关于中国人权进展情况的年度白皮书;在联合国的人权委员会会议上,从1990年起中国政府连续11次成功地挫败了西方国家提出的针对中国的人权提案;不仅如此,针对美国对华的年度人权报告,中国政府也针锋相对地开始发表美国的年度人权纪录。所有这些都显示,至少在一般观念层次上,中国政府已经完全接受了人权的话语,并且已经日益表明政府愿意在人权问题上开展国际对话。1997年和1998年中国政府分别签署《经济、社会和文化公约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进一步表明了中国对国际人权标准和国际人权合作的积极姿态。2001年2月,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批准加入《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后,正式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也将日益提上议事日程。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人中国的经济体制的改革和经济发展提供了广阔的机会,我们也可以想像随着中国加入国际人权公约进程的加快,国际人权标准将对中国政治体制的合理化、民主法治确立以及人权观念的树立都将产生深远影响。
    
    三、国际人权法与中国民主法治建设
    
    中国近代以来对权利观念的继受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的国家观念,至少对于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价值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认同,但是由于历史和时代的原因,中国的民族主义和集体主义使得国家主义盛行,在这样的精神氛围下,基于个人自由和普遍平等的人权观念却仍始终得不到确立。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的发展、思想的解放以及国力的日益强盛都为人权观念提供了丰厚的物质和精神基础,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加入国际人权公约必将更进一步推动人权观念的树立,促进传统国家哲学的改变。
    传统的国家哲学认为国家只是一个特殊的利益群体统治另一个利益群体的暴力工具,因此只要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对于被认定为属于被统治阶级的人或者破坏统治阶级利益的人,无论怎么镇压都具有政治和道德上的正当性。这种国家哲学宣称,不同的阶级是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权利平等的,普遍主义的平等永远只能是虚幻,如果说平等那也只能保证统治阶级的内部平等。但是事实上这种宣扬特殊主义的国家哲学一旦否认了平等的普遍性,统治阶级阶级内部的平等性也最终不能获得保证,因为一旦统治阶级的内部发生利益冲突,斗争双方很容易通过宣称对方属于敌对的阵营而否认对方的权利,这使得无论哪方获胜都会宣称自己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结果政治失败的一方的合法权利都得不到平等的保护。与国家和政治的特殊主义密切相关的是国家主义。由于国家的独立使民族的利益得到了最终的保证,所以在深受外来压迫之苦的中国人眼里国家具有了与众不同的亲近感;传统的国家哲学又宣称我们的国家是人民的国家,在任何时候都代表了社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于是国家利益在任何时候都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使得个人的权利和利益在国家利益面前无论在道德地位还是具体数量上都变得无足轻重。问题的严重性更在于在发生利益冲突的场合,无论对于"谁代表统治阶级意志"的问题还是"个人利益是否违反了国家利益"的问题,最终的判断权都掌握在政府机关以及一小部分的权力精英手中。这在传统的国家哲学里也是天经地义的,因为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因此在任何时候都会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即使政府会犯错误,至少政府为人民服务的主观动机是不容怀疑的,因此人民对政府或许可以提出批评,但是要更迭政府那绝对是不正当的。
    由此可见,传统的国家哲学实际上很容易导致对阶级的迷信、国家的迷信和政府的迷信。在这种哲学的指导下,尽管仍然可以容纳权利的观念,可以宣称"人民的权利"和"集体的权利",但是实际上却不可能真正容纳人权的观念,因为人权观念宣扬的不仅是权利的观念,而且是普遍主义的平等观念和个人主义为基础的权利观念;人权产生的历史和现实的历史功绩也都证明,人权观念历来反对的就是各种对国家和政府的迷信。它试图从对国家权力的冷静分析入手,重塑国家、政府与社会和个人的关系。人权理论将人权视为国家权力的最终来源和根本目的,在道德上,人权绝对具有超越于国家权力的优越性,这一点使得国家和政府对个人权利提供的任何保障都不是一种恩赐,而只是它们对个人一种必尽的义务,这样任何国家和政府就失去了经常扮演的个人和社会"守护神"的面纱。同时人权理论确认的普遍主义和个人主义要求国家对所有的个人提供平等的法律保护,并且将这种平等保护最终都落实到所有的具体个人而不是任何抽象的集体,这样它不仅坚决地反对国家宣扬公开的不平等--实现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进行赤裸裸压制,而且也反对政府以抽象的国家和社会利益轻易抹煞个人权利的做法。
    国际人权公约的加入有助于传统国家哲学的更新,但是也不可否认,国际人权公约规定的人权并不等同于一般的人权理论。国际人权公约中规定的人权是一种法律化的人权形态,因此它并不是一种关于人权的理论,它甚至并没有预设任何关于人权的理论;它要求缔约国确保公约规定的人权的实现,但是却并没有要求任何国家必须采用何种社会制度来保障人权。国际人权公约的这种性质比抽象人权理论可能更容易为政府所接受。
    我们已经都认识到人权对于建设民主法治国家至关重要,如果不以保障公民的人权为出发点,以保障权利和制约权力为核心的法治将可能完全蜕变为权力压制权利的工具;如果不保障人权,民主也可能蜕变成为多数人的暴政。但是由于西方自由主义人权一开始就是以对抗政府的面目出现的,因此在现阶段抽象地提倡人权,其所蕴含的、可能对政府主导下的社会秩序的破坏很可能使大部分东方国家的政府对此戒惧三分。并且这种以18世界资产阶级人权思想为主要内容的抽象的人权观背后赤裸裸的西方背景也必然会使政府感到不舒服。而国际人权公约所具有的国际法性质则会使政府具有更可接受性,因为尽管国际人权法的内容怎样是以源于西方的人权观念为主体,但是它们的制定毕竟是世界各国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共同参与的结果,这种国际法形式的人权对政府而言并不会面临保守势力对西化的责难;同时国际人权法的法律性质比起凌空蹈虚的一般抽象人权更具有安全感,更何况加入国际人权法既可以改善政府的国际形象,也可以利用国际人权公约规定的抽象性灵活进行应对。
    不管怎样,相比之下,国际人权法比起可能酝酿国内政治运动的抽象人权理论更容易为政府所接受,这种可接受性就表现在,各国可以通过法治的轨道逐步稳妥地改善国内的人权状况。在实践层面,我们可以通过国际法所具有的法律性质以及它特殊的实施机制逐步完善我国人权的法治建设、促进人权观念在国内的传播。
    首先,国际人权法可以为我国人权的法治建设提供参照的标准。人权的实现必须在法治的轨道上进行,无论人权理论曾经酝酿过多少革命的运动,但是人权的最终保证仍然都必须依赖于具体人权法律制度的完善;没有法治的保证,人权理论本身也很容易走向人权的反面,在这方面,法国大革命已经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历史经验教训。在人权制度的建设方面,我们事实上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宪法确认的公民的基本权利以及其它法律关于公民权利保障方面的规定和制度就已经为我国公民的人权提供了基本的保障。但是一个同样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我国的人权法律制度无论在法律规定还是具体的实施方面都与理想相距甚远,而加入国际人权公约则为我们完善我国的人权法律制度提供了极好的历史契机。在刑事人权法治的建设方面,国际人权公约已经对我国的法治完善产生了实质性影响。如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参照国际人权标准废除了收容审查制度,确立了无罪推定原则,并且通过规定律师提前介入诉讼等形式加强了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辩护权的保护;1997年我国刑法修改时废除了反革命罪、类推制度以及未成年人适用死刑的规定,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但是与国际人权公约相比,我国法律在许多人权规定上还存在很大的欠缺。如我国宪法和法律仍然还没有确认公民的迁徙自由、组织工会权、沉默权等权利,在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结社自由、公平审判权、社会保障权、平等权等国际人权公约和宪法确认的人权保障方面还存在许多法律和制度上的障碍,户籍制度、就业制度、劳动教养制度、死刑制度、司法制度等法律制度都或多或少还存在妨碍国际人权公约规定的人权实现的地方。通过与国际人权公约的对比,这些方面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明确的努力方向。
    第二,国际人权法的国际监督机制也有利于促使政府更好地履行保障人权的责任。国际人权法并不仅仅是国际社会对人权的一种政治宣誓,也不仅仅构成了一种国际人权道德标准,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种缔约国必须共同遵守的国际法准则。几乎所有的国际人权法公约都在宣告个人享有各种人权的同时,都规定了各国政府在保障人权方面所必须履行的责任;我们甚至可以说,国际人权公约既是一种个人的人权法案,同时也是一种政府的义务法案。更为重要的是几乎每一个国际人权公约都规定了自己的实施机制。如主要的国际人权公约都规定了缔约国应向根据公约设立的相关人权委员会提交本国人权状况报告的制度,有关的人权委员会可以对各国提交的报告提出自己的意见;又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公约规定了国家间的控告程序、由专门设立的和解委员会进行的斡旋程序,《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一任择议定书》还特别规定了受害人的来文申诉制度。另外,《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也规定了缔约国的报告制度以及禁止酷刑委员会据此发表一般性评论的权力,规定了国家间的控告制度和个人来文申诉制度,并且公约还规定了如果发现有确凿的迹象显示在某一缔约国境内经常施行酷刑,禁止酷刑委员会可以要求到该国进行访问或进行秘密调查。《经济、社会和文化公约国际公约》虽然只规定了报告制度,但是拟议中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公约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却试图进一步规定了个人或群体的来文申诉制度,以此加强该公约的国际监督机制。对于公约中规定并由有关公约组织进行的国际监督,缔约国就有义务予以遵守或予以配合,而完全不能视为是对国家内政的一种干涉。除了国际人权公约规定的正式法律实施机制,通过各种方式形成的人权国际舆论和压力也对国际人权法的实施至关重要。联合国和地区国际组织召开的国际人权会议上对各国人权的评论、国际大赦组织等非政府国际人权组织或有关国家对各国人权状况的年度报告都会对人权保护存在问题的各国政府构成强大的国际压力,从而促使有关的政府更积极地保护、改善本国的人权状况。尽管国际人权法的实施仍然以一国的国内法实施为主,但是国际人权法规定的公约监督机制以及非正式的国际舆论无疑都会使任何一个政府都不敢轻易侵犯本国的人权或者对国内的破坏人权行为坐视不管。
    第三,国际人权法的具体人权规范也有利于人权教育的开展和人权观念的培养。人权的实现并不是一蹴而就、轻而易举的,它的实现有赖于权利主体长期的努力和不懈的斗争,但是无论对于作为人权主要保护者的政府还是作为人权主要享有者的个人,提高人权的观念和意识都是促进、保护人权一个前提。《世界人权宣言》序言就声明:"世界人权宣言,作为所有人民和所有国家努力实现的共同标准,以期每一个人和社会机构经常铭念本宣言,努力通过教诲和教育促进对权利和自由的尊重……"。1994年联合国大会还特别通过决议将1995年到2004年确定为人权教育十年,要求联合国各机构、各国政府、民间团体和个人共同进一步推进人权教育。国际人权法则为各国进行人权教育提供了非常好的教育范本。各国际人权公约不仅非常详细地规定了个人应享有的一系列具体的政治权利,而且还规定了受教育权、工作权、休息权等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不仅规定了各种种族的各种平等权利,而且也规定了妇女在所有方面与男子应该享有的平等权利。通过国际人权法教育开展,不仅可以使公民意识到自己在人权上的主体地位,同时可以使政府努力成为一个对人权负责任的政府。考虑到个人人权的最终实现,个人对各种人权的知情权都是一个必要的前提,因此联合国已经逐渐开始将接受人权教育也作为个人应该享有的人权。在联合国1999年通过的《社会的个人、群体、组织在促进、保护普遍公认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方面的权利和义务宣言》(即《世界人权卫士宣言》)第六条确认:任何人,不管单个人还是联合其他人,都有权利知晓、寻求、获取、接收、持有有关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权利的信息,其中包括个人有权获取有关这些权利和自由是如何在国内立法、司法或行政制度上得到实施的信息。这也意味着在人权的教育尤其是国际人权法所确认的人权的教育上,各缔约国政府都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四、国际人权标准的接受与人权观念的更新
    
    在人权观念与国际人权标准的接受上,中国无疑经历了漫长的曲折过程。尽管中国官方对国际人权条约已经采取了明确的接纳姿态,但是在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各个层面都仍然存在对国际人权标准实施的不利因素。近代历史带来的国权优先观念和民族主义情绪可能会使个人主义的人权得不到有效的保护;传统国家意识形态长期奉行的特殊主义可能也会使得人权普遍主义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范围内都无从得到保证,从而使人权观念本身变得岌岌可危;国际领域内的国际人权斗争也可能使人权过分政治化,从而也很可能使人权蜕变成为国家进行国际斗争的工具。因此如果要从根本上接受国际人权标准并且将它作为改善本国人民人权状况的出发点,我们必须在观念上首先适应人权的普遍性和人权国际化的现实;在加入国际人权公约前提下,我们传统意识形态在人权问题上还必须做好一些观念上的转变:
    首先,应该树立人权的特殊性以人权的普遍性为前提的观念。
    在人权的普遍性和特殊性问题上,无论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出发还是从国际人权斗争的现实出发,我国政府都更倾向于强调人权的特殊性。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产阶级的人权观总是以一种普遍性的面貌掩盖其阶级本性,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人权只能是资产阶级的人权,这种普遍性也必然是非常虚伪的。从国际人权斗争的现实出发,作为处于弱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政府认为我们更需要用国情论或通过强调生存权和发展权来突出自己的特殊性,因为这样才更有利于对抗西方国家以政治权利为核心的人权压力。另外,文化相对主义和亚洲的人权观也曾被包括中国在内一些亚洲国家用来反对西方人权观、提倡人权特殊性的一种武器。但是这些都只是问题的一方面。我们不可能否认这种特殊性人权理论具有一定的真理性,但是如果这种理论片面发展到特殊性优先论,那么其实践结果却又可能危害无穷。因为人权理论之所以有生命力,首先就在于它主张只要是个人就应该享有人权,这种人权是基于人的尊严本身而不是其他,因此强调普遍性是人权概念本身的应有之义,离开了普遍性谈人权的特殊性就等于取消了人权的概念本身。比如,人权的阶级论虽然反映了现实人权的一些状况,但是如果因此取消普遍性这个前提,阶级论就只是倡导一个阶级压迫或统治另一个阶级,宣扬敌我的对立,这种理论逻辑现实发展的结果必然导致将所谓的敌人排除在法律的保护之外,最终消解了作为普遍性的人权概念。而在国际斗争中对反映发展中国家现实的集体人权或特殊国情的过于强调,虽然有助于对抗以个人权利和政治权利为核心的西方人权观,但是这种国情特殊论在现实中确实往往成为维护传统威权政治体制、拒绝反思国内人权状况的一个借口。因此无论如何,人权的特殊性都不应成为否认人权普遍性的借口。不过在外交场合,我国已经逐渐认识到人权的普遍性一面,"各国……都承认人权的普遍性,在人权问题上有共同遵守的国际准则。"[26]
    其次,应该树立主权受国内人权和国际人权法的限制的观念。
    在国际人权斗争领域,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喊得震天响的"人权高于主权"口号,中国政府一个习惯的做法就是针锋相对地宣扬"主权高于人权";对于西方在国际人权论坛上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批评或攻击,中国官方一个本能的反应就是认为他们想干涉中国的内政。虽然尊重国家主权原则仍是联合国宪章规定的一项基本原则,但是主权至上的观念事实上早已受到了修正。在国际法领域,主权、人权和和平三者共同构成三大相互依赖又相互制衡的原则,在这三者关系中,人权和国际和平虽然都以主权为基础,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主权具有绝对超越于人权和和平的特殊地位。自从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制定后,人权就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关于一国应该怎样对待本国人民的普遍道德标准,主权的行使必然要受到国内人权和国际人权道德以及国际人权法的制约。在当代国际社会,一般来说,联合国的机构(包括联大、安理会、经社理事会及其属下的人权委员会等等)对于涉嫌严重和一贯地侵犯人权的国家采取非武力行动、进行调查研究、提交报告、进行辩论、通过决议作出谴责或声明、提出建议和要求,甚至实施军火禁运、经济制裁等措施;或者个别国家在其外交政策中引入人权考虑,在与某些国家发展经贸或其它关系或对其提供经济援助时,设立人权方面的条件,藉此向该国施加压力,谋求其改善国内人权状况。这些都不认为是干涉一国的内政。[27]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时代,再也不能认为一个国家政府可以以国家内政名义对自己国内的人权为所欲为或听之任之。如果形象一点我们也可以这么说,关起门来打自己的孩子再也不能认为只是自己的家务事,小孩子的权利必须得到应有的尊重,社会和法律对于家长的干预也完全是合法的。中国历史上曾经受到西方列强欺凌的悲惨经历固然使我们倍感国家和民族主权的可贵,但是在国家主权已经得到强大保证的今天,片面维护主权并不是一个可以信服的理由。
    在人权与主权的关系上,我们应该将国际层面的问题和国内层面的问题分开。在国际层面,主权要受人权的限制这一点是绝对的,但是人权和主权之间并不具有绝对的凌驾关系,在一般情况下国际组织和其他国家对一国人权的干预必然要受该国主权的限制。在国内层面,"主权高于人权"则是根本不能成立的,这一点从人权概念产生的历史就可以看出来。根据人权得以产生的社会契约论,国家主权完全是个人将自己的一部分人权进行让渡的结果,主权除了用于维护个人的人权之外没有其他的目的,因此无论是来源上还是目的上,人权都具有优先于人权的地位。人权和主权之间的这种理论实际上至今仍是所有民主国家共同的理论基础。我国宪法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28]这也可以理解为人权高于主权的一种阐述。因此在国内层面如果宣扬"主权高于人权",那就无异于宣称国家权力凌驾于人民的权利之上。
    第三,本国国内的人权质量而不是国际人权斗争才应该是考虑人权问题的出发点。
    不管承认与否,政府在刚刚接受人权概念和国际人权法时主要并不一定是真诚地出于致力于用国际人权的标准改善本国的人权状况的考虑,更可能的情况还是迫于国际社会的压力和国际人权斗争的需要。这一点我们完全可以从中国在与西方国家进行人权论战时的内容和态度上可以看出。[29]官方在对本国人权状况的进行描述时的一个论调经常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保障公民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利等方面所取得的伟大历史成就,因此断定西方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攻击完全是别有用心的,纯粹是为了干涉中国的内政。我们并不否认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人权问题上奉行的是双重标准,攻击中国的人权状况很可能也包藏祸心,但是我们假设仅凭这一点就一味否认本国在现实人权保护中存在的问题,那又是本末倒置。因为毕竟改善本国的人权是有利于本国人民的事业,对于本国人民的人权状况如果仅因为别人提出批评就一味地大唱赞歌,那只能说明对于本国人民的人权政府还缺乏真正的关心,对于本国保护人权方面采取的政策和法律存在的问题还不能进行真正的反思,更何况,对于本国的人权状况,最有发言权的并不是履行保护人权职责的政府,而是本国的人民。
    在人权的问题上,政府应该以真诚的态度从更好地改善本国的人权状况出发来进行国际领域内的人权斗争,对于有些西方国家明显的歪曲事实、恶意攻击行为政府固然仍然可以进行义正词严的批驳,但是对于一些合理的批评也应该进行认真反思,在中国日益壮大成为一个开放、繁荣、稳定的政治经济大国的今天,这是一个现代民主政府应该具有的胸怀。同时对于人权理论,也应该从塑造一个民主、负责的法治政府的理性角度来进行看待。人权固然是一种保护个人或组织免遭政府权力压制的权利,但是却绝对不是一味反对政府的权利。正如亨金所说的"权利是对社会的要求,而不是反对社会的要求。在权利的观念形态中,人权并不'反对社会'、并不反对社会利益;相反,良好的社会是一个弘扬个人权利的社会,促进和保护每个人的权利是一种社会利益。"[30]因此人权只是有助于塑造一个对人权负责的合理政府的一个手段,除非一个政府无意于通过民主和人权制约自己的行为,否则就不应该拒绝国内对人权的要求。
    
    五、结语
    在接受人权观念和国际人权法问题上,中国的国家主义情结实在太深了,历史的惨痛记忆使得至今对于源于西方的价值观念的接受仍始终怀有复杂的情感,这种情感对于每一个中国人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时代毕竟已经改变了,我们中国的面貌也已经今非昔比,国家的主权已经能够得到充分的保证;尽管我们与西方相比依然处于弱势地位,但是中国国力蒸蒸日使得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形象日益丰满,这些都是我们学会以平静的心态接受国际人权标准的强有力的物质和心理基础。从另外一个方面说,不管国际人权法事实上是否更多地体现了西方的人权观,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它们已经通过国际人权公约获得了普遍的承认。就像我们已经加入的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一样,作为全球竞争和和平相处的共同政治标准,我们除了勇于参与外别无选择。只要我们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勇敢面对,加入作为全球和平共处基础的国际人权公约使我们失去的可能只是一时的得失,赢得的将可能是整个国家制度的完善、全体人民的精神面貌的改观以及全世界对我们的尊重。
    

    

    
    [1] 这六大联合国国际人权公约是:《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公约》(1965)、《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1966)、《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966)、《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1979)、《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1984)和《儿童权利公约》(1989)。
    [2] 阿谢尔德·萨姆诺伊认为《世界人权宣言》在内容上之所以能够达成妥协主要取决于5个方面:消除引起争论的问题;概括含混的表达;采用限制性条款;摒弃关于人权之宗教和哲学理由的条款;跨越社会和政治鸿沟。参见阿谢尔德·萨姆诺伊,《世界人权宣言的起源》,载[ 瑞典 ]格德门德尔?阿尔弗雷德松和[ 挪威 ]阿斯布佐恩?艾德编,《<世界人权宣言>:努力实现的共同标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20页。
    [3] 参见孙世彦:《论国际人权法下国家的义务》,《法学评论》2001年第2期。
    [4] 亨金认为作为反对国际社会关心人权的挡箭牌,国内管辖权和不干涉问题早已解决,并且可以肯定地说,国际组织和个别国家对于侵犯人权国家做出某些反应不是干涉,也不是对于侵犯人权的那个国家内部事务的干预。参见[ 美 ]L·亨金:《权利的时代》,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66页。
    [5]这是江泽民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分组讨论会上的发言,参见《人民日报》2000年9月8日第一版。
    [6] 严复:《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5页。
    [7] 钱钟书主编:《康有为大同论二种》,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88页。
    [8] 梁启超:《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80页。
    [9] 梁启超:《新民说》,载《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131页。
    [10] 梁启超:《论政府与人民之权限》,载夏勇主编《公法》第一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363页。
    [11] 参见夏勇:《论和女士及其与德、赛先生之关系》,载夏勇主编《公法》第一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12] Marina Svensson: The Chinese Conception of Human Rights,Studentlitteratur's Pringting Office,Lund,Sweden 1996,P155.
    [13] 梁启超:《梁启超随想录》,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4年版,第218页。
    [14] 参见刘广京:《晚清人权论初探--兼论基督教思想之影响》,载夏勇主编《公法》第一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40页。
    [15] 参见瞿秋白:《中国人权派的真面目》,载《瞿秋白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6] 如在共产党统治的解放区曾经制定了《山东省人权保障条例》、《陕甘宁区保障人权财权条例》、《冀鲁豫边区保障人民权利暂行条例》等人权保障法律。
    [17] 参见笑蜀编:《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汕头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该书选取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等报纸的社论,在这些共产党人的言论中,民主、人权、宪政成了共产党人批判国民党高压统治的有力武器。
    [18]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6页。
    [19] 梁启超:《论政府与人民之权限》,载夏勇主编《公法》第一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363页。
    [20] 参见蓝瑛:"'人权'从来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吗--与肖蔚云同志商榷",载《社会科学》1979年第3期。
    [21] 参见吴大英、刘翰:"对人权要作历史的具体的分析",载《法学研究》1979年第4期。
    [22]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5页。
    [23]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8页。
    [24]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5页。
    [25] 《中国的人权状况》,《人民日报》1991年11月2日。
    [26] 钱其琛在面向21世纪的世界人权研讨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98年10月21日。
    [27] 陈弘毅:《主权和人权的历史和法理学反思》,载《二十一世纪》一九九九年十月号第五十五期。
    [28]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条。
    [29] 具体内容可以参见董云虎编:《人权:中美较量备忘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30] [ 美 ]L·亨金:《权利的时代》,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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