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蒂所阐发的解释学的独特之处在于，与传统哲学中的认识论以探求事物的本质和共同基础为己任完全不同，解释学则以促进对话为目标，从而达到相互理解和协调。各学科和话语的分歧，在对话过程中就会被调和或超越。传统哲学以可通约性作为既定前提，解释学则从承认时代差距或文化差异的"不可通约性"作为自己的出发点。不是由于存在着可通约的共同基础才可进行对话，恰恰相反，正是以对话为前提，才能谈到通约的可能或不可能。当然，对话应该平等的。所以，解释学把对话的参与者看做统一在一个社群的人，其中个人的道路在生活中结合起来，而个人是由礼仪而不是由共同的目标、更不是由某一共同基础联合起来的。罗氏认为最重要的不是寻求绝对真理，而是将"对话持续下去"。所以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我想强调的惟一一点是，哲学家的道德关切应该在于继续推进西方的对话，而非在于坚持在对话中为近代哲学的传统问题留一席之地。"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三联书店，第342页。
第二、倡导教化哲学。从人的教育和自我塑造来考虑， 罗蒂认为，谈论事物的方式比占有真理更重要。因此，他主张用"教化"（Edification，也译为教诲、开导、 启发）这一概念来代表发现新的、较好的、更有趣的、更有成效的说话方式这种构想。去教化就是在各国文化之间或各学科之间建立联系的解释学活动，鼓励对话各方发出新的声音，平等、和谐地进行启发性的交流活动。教化性的话语将"使我们脱离旧我，帮助我们成为新人。"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三联书店第，315页。
罗蒂首先提出"教化哲学"这一概念，并把它看做对智慧的爱的一种方式。在罗氏看来，与传统哲学的系统哲学家大为不同，"杜威、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都是伟大的、教化型的思想家"（马克思、弗洛伊德和萨特也属于此列）。他们拒绝把自己装扮成发现了任何绝对真理的人。他们为自己的时代而摧毁旧的传统哲学及其特权和禁锢，并试图为诗人对"某种新东西"可能产生的惊异感开辟地盘。罗氏强调指出，教化哲学的目的在于维持对话继续进行，而不是发现客观真理。而他推崇教化哲学，则是为了帮助读者或整个社会摆脱陈旧过时的词汇和态度，而不在于为现代人的直觉和约定习惯提供"根基"。与此相联系，教化哲学的文化作用就在于帮助我们避免自欺的产生，是由于相信我们通过认知一系列客观的事实而能认识我们自己。教化哲学的突出特点是强调差异性和相对性，注重对话和创新，并使哲学继续保留和强化其启迪和引导作用以及文化批评功能。正因为这样，罗蒂认为，或许哲学将成为纯教化性的，或许人们将看到一种新形式的系统哲学，它与认识论全然无关，却使正常的哲学研究得以成立。
第三、预示"后哲学文化"时代。 罗蒂"无镜哲学"的另一个鲜明特点在于，特别重视非哲学即文化领域，预言一种新文化、即"后哲学文化"的时代正在到来。这种新文化首要关心的是社会政治和伦理问题，是民主、自由、开放和新观念问题。在"后哲学文化"中，哲学不再是整个文化的基础和指导原则，而只是以平等参与者的身份进入文化活动之中，哲学真正成为"无镜的哲学"。
在罗蒂看来，"后哲学文化"中的主导哲学就是复兴的实用主义哲学。因为在这一复兴中，他最为关注的政治问题就是"民主先于哲学"，给予不同的文化团体和各种不同观点提供平等对话的机会。虽然"自由需要一种哲学说明，但无需任何哲学的基础"。依照实用主义精神，哲学是一种"人类对话的声音"。它不是为穷尽其真理而存在，而是为人类生活而存在。"人类生活的目的不是休息，而是更丰富、更好的人类活动。我们应该认为，所谓人类的进步，就是使人类有可能做更多有趣的事情，变成更加有趣的人，而不是走向一个仿佛事先已为我们准备好的地方。"罗蒂：《后哲学文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第84～85页。随着"后哲学文化"时代的到来，最终将使人们"不能崇拜任何东西"，只有平等对话、相互理解和启迪，以利于教化和创新。在实用主义复兴中展示出的一种全新的多元文化，将"不以自己的大一统而沾沾自喜，而以亚文化的复合性的宽容而自豪，以乐于听取诸近邻文化的心声而自豪。"这种多元文化将开明地对待各种不同的文化，同时也以拥有能力去增进诸对话者的自由性和开明而自豪。罗蒂设想，未来社会将由宽容者、多元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构成。"这些人的核心目标就是，容许尽可能多的不同的个人目标得到实现，以增加人类幸福。"任何人都不再有什么特权，而只是非常善于做各种事情，且善于成为人的人。这样，"后哲学文化"就"不再由客观认识的理想而是由美学升华的理想所支配。"在这种文化中，"艺术和科学将成为'自由自在的生命花朵'"。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三联书店，第9页。
这里清楚地表明，罗蒂更为关注的是政治和社会生活以及伦理、文化的未来前景。他相信我们的文化形态会有一个大转变。所以他要设想出一种"后哲学文化"。在他看来，实用主义乐于见到的是"许多文化的选择"，而不是"某个有特权的核心学科或制度"。他认为哲学需要改变，要让哲学放弃其特权地位，"给文学留出充分的余地"，并期望后哲学文化成为一种文学流派或文学批评风格。他所追求的新哲学，实际上是一种实用性的文化批评活动。如果说老实用主义注重于行动的效用，而罗蒂关注的则是文化的效用。正因为这样，罗蒂的新论点在文学艺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共鸣，赢得了更多的支持和赞誉。他对西方传统哲学中的谬误、弊端和缺陷的揭露和对"后哲学文化"的设想，可以看做是超越现代西方社会文化和思想现状的一种抉择，他所提出的平等多元对话、教化哲学和"新人"论，都在一定程度上激起人们深刻的反思和对未来社会的憧憬。所以，美国哲学教授M.C.米勒在《实用主义与新实用主义》一文中强调指出，实用主义的要点不是怀疑论、实在论或讽刺，而是希望。然而，罗蒂对传统哲学的过多否定和对文学文化的片面夸大以及试图以此取代哲学的意向，也引起哲学界众多同仁的批判和责难。这是需要全面看待和深入研究的。5.英美后现代哲学文化思潮
燕宏远 英国和美国是后现代思潮的发祥地之一，这一思潮20世纪60～80年代达到繁盛时期，在东西方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它在产生、发展和演变中引起了热烈研讨和激烈争论并形成众多派别。虽然它的高潮期已经过去，但它仍在继续激起人们的思考和议论。
5.1.产生和发展
"后现代"一词最早出现在艺术领域，即1870年英国画家查普曼（John Watkins Chapman）提出"后现代绘画"这一概念，以此来指所谓比法国印象派绘画更现代的绘画。较多的美国学者（如Ihab Hassan,Michael Koehler）认为，"后现代主义"一词最早出现在1934年奥尼斯（Federico De Onis）出版的《西班牙暨美洲诗选》中。
美国著名文论家I.哈桑认为乔伊斯的《芬内根的守灵》（1939）是后现代主义的真正肇始。而评论家奥康诺（Frank O'Conner）则把英国50年代的"大学新才子"为中心的文学运动视作"后现代主义"的开端。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1947年和1962年都使用过"后现代"这一概念，并暗示这个时代是以战争、社会动荡和革命为特点、以理性主义和启蒙运动的社会思潮的崩塌为标志的"麻烦的时代"。20世纪50年代，美国文化历史学家罗森伯尔（Bernard Rosenberg）在《大众文化》一书中用"后现代"一词来指大众社会中新的生活状况和社会文化中发生的某些根本性变化。经济学家德拉克尔（Peter Drucker）在《明天的里程碑》（副标题"关于新的后现代世界的报告"）一书中已经把后现代社会等同于后工业社会。1959年密尔（C.Wright Mills）在《社会学的想象》一书中又提出了新的后现代时代的概念，在这个时代里，先前的期望、影像、思想和情感的标准范畴以及与理性和自由有着内在联系的启蒙运动的信念，已经过时，不再适用了。从20世纪60年代起，科技革命促进了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西方社会进入一种"后工业社会"（贝尔语），也称作"信息社会"、"高科技社会"、"消费社会"等，在文化形态上被称为"后现代社会"。
1959～1960年，著名文学评论家豪（Irving Howe）和莱文（Harry Lewin）首先在否定的意义上使用了"后现代主义"这一概念，把它看做是伟大的现代主义的倒退。按照豪和莱文的著述，后现代思潮基本上是50年代美国社会的一个真实写照，是美国的一种社会和文化现象，尤其是一种文学现象。但他们认为后现代思潮是现代主义衰落的标志，是一种消极现象。与此相反，哈桑（Ihab Hassan）和费德勒（Lessie Fiedler）等人则肯定后现代主义是一种积极的发展。
1961年哈斯顿（Huston）在《西方思维方式的革命》中已经发现后现代的概念变化对当代的科学、哲学、神学和艺术发生了极大的影响。
20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一些文学评论家对后现代思潮的评价开始发生变化，对它持一种积极肯定的态度。后现代思潮不再被看做是一段盛极而衰的现代历史的延续，而被视作为一个继往开来的新历史起点,人们从中可以吸取一些新的灵感、新的意识和营养成分。格拉夫提出一种新解释，认为后现代思潮的背景是50年代被异化了的中产阶级，后现代思潮表明了一种从深处摈弃目的和意义的存在论危机。沃森认为后现代思潮在哲学上有着强烈的存在论怀疑特征。它否定具有统一性的世界，它只认可一个偶然的世界，一个人们可以自由自在地对待的经验世界。
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美国出版的更多的书中，都运用后现代概念来指历史中的一个新时代。D·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1978年）一书中指出现代主义"已经基本完结"，"60年代的后现代主义发展成为一股强大的潮流"。1977年科勒（Michael Koehler）在《"后现代主义"：一种历史观念的概括》一书中明确断言"当前成了一个'现代之后'"的时代。
从70年代开始，后现代主义开始在文学、诗歌、绘画、建筑等领域中扩展蔓延开来，发展成为一种广泛的文化思潮。金克斯（Charles Jenckes）在《现代建筑语言》一书中推崇一种以折中主义和大众化为基础的后现代风格。费里（Frederic Ferre）在《形成未来，后现代世界的来源》中为后现代意识和新的未来设计了一系列新的价值和制度的选择。
1976年美国很有影响的理论刊物《疆界2》率先发起题为《后现代性与解释学》的学术讨论会。同年，在美国的威斯康辛大学又召开了一个"后现代的表现"的大型讨论会。1978年美国全国性的学术团体"现代语文学会"在纽约公开了"后现代主义问题"的大型专题年会。其他国家的重要学者，如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和于尔根·哈贝马斯都参加了对这一问题的讨论。荷兰学者对这一问题的浓厚兴趣，导致了1984年在那里召开了包括美国和德国学者参加的专题讨论会。如果说70年代后现代主义在文学、诗歌、绘画、建筑等领域中得到进一步扩展，那么到80年代，由于出现了现代和后现代之争的大讨论，它在各个学术领域达到全面繁荣的局面，从而一进入90年代，"后现代主义"已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用语"S.拉什:《后现代主义社会学》，第1页，英文版，1990。。
1981年法国《世界报》曾宣布"有一个幽灵--后现代思潮的幽灵在欧洲出没作祟"，1992年美国学者保琳·罗斯诺也在《后现代思潮与社会科学》一书的一开始就指明后现代思潮仍在扩展，说它"像幽灵一样时常出没于当今的社会科学"Rosenan,Pauline Marie,Postmodernism and the Social Sciences,Princeton,1992，p.1.。
今天，在英国和美国，后现代主义及其研究已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重要现象。虽然它不那么时髦了，但仍有不少学者在研究它。后现代主义本身在产生、发展和演变过程中所形成的诸多不同派别和倾向，也使对它进行研究的学者分别持有不同的态度和观点。
5.2.后现代思潮的倡导者5.2.1.伊哈布·哈桑（Ihab Hassan） 哈桑1925年出生于埃及开罗，15岁赴美读书，后定居美国，专注于研究美国文学。主要著作有：《极为天真》（1961）、《缄默的文学》（1967）、《奥尔甫斯解体》、《超批评：对现代的七篇沉思录》（1975）、《作为表演者的普罗米修斯：走向后现代主义文化》（1977）、《后现代主义问题》（1980）、《文化变革的观念》（1983）、《后现代转折》（1987）。
从60年代起，哈桑就开始关注后现代思潮的崛起，认为它在哲学和文学等人文科学领域得到了最为明确的表现。可以说，哈桑是美国最早从事"后现代主义"文学研究的学者，也是参与后现代主义论争最多产的一位评论家，在15年间他有大量著作和论文问世。在他那里，后现代主义是一个宽泛得多的概念。他把列维斯特劳斯、罗伯格利耶、拉康、德里达、福柯、德勒兹、巴尔特、德曼、布朗、斯泰纳等人的观点以及尼采、后结构主义的许多东西吸收到自己的后现代主义概念中来。在文学上，他还把纪实小说、美国的新闻文体、幻想和科幻小说文类以及自我反省式元虚构小说都归入后现代主义概念之中。他还吸收了法国的新小说和语言学小说，并把后现代主义扩展到文学批评领域，提出超批评，即旨在"恢复多重适应性艺术"的一种后现代批评形式。
哈桑是美国学界最早使用"后现代"这一历史文化分期术语，并最早对所谓"后现代"和"后现代主义"给予论证的一位文论家。1982年哈桑发表了那篇很有影响的界定"后现代主义"概念的论文《后现代主义概念初探》（Toward a Concept of Postmodernism），就一种文学现象提出一系列同现代主义相异（或相反）的概念，例如"游戏"不同于"目的"，"无序状态"不同于"等级秩序"，"参与"与"距离感"相左，"彼此"与"此在"相反，"组合"与"选择"不同，"反叙述性／微小历史"与"叙述性／宏大历史"相对，"本源"与"差异／延异"不同，"不确定性"与"确定性"相反，"内在性"不同于"超验性"等。
在哈桑看来，"后现代主义"一词词义本身的不确定性，正好对应了它所描述的时代以及这个时代的文化的不确定性。"后现代主义"是与"现代主义"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既有继承性又有断裂性的一对矛盾的统一体。后现代主义是从现代主义派生出来的，所以它不能与现代主义截然脱钩。但它与现代主义又有对立的一面，因而与现代主义属于并蒂共生的统一体。
1987年哈桑出版了影响很广泛的《后现代转折》一书，对后现代主义做出了中肯的分析。他认为，"后现代主义虽然算不上20世纪西方社会中的一种原创性知识，但对当代世界却具有重大的修订意义"。同时他也看到现代社会到60年代已出现了一种全面的、根本的转折和变化，因此后现代主义是现代文化危机的必然表征。所以对现代作一后现代式的"反思"已成为历史对当代学者的要求。①② I.哈桑:《后现代转折：后现代理论与文化论集》，第84、87、88页，英文版，1987。
哈桑清晰地勾画出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关系。他一方面指出："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不是由铁幕或长城分开的"，因为"文化渗透着过去、现在和未来"。所以他认为，"我们都同时可以是维多利亚人、现代人和后现代人"② 另一方面，他又把过去一百年来的艺术嬗变区分为三种模式，即"先锋模式、现代模式和后现代模式"。更引起人们普遍关注的是，哈桑把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特征列出一个对应图表，以展现出二者的差别或不同。在他看来，后现代主义的核心范畴是"不确定内在性",（Indetermanence）。这是哈桑自造的一个新词，为的是以此标示出后现代主义的两个核心构成原则，即"不确定性"和"内在性",这两项恰与现代主义的确定性和超越性相对应。不确定性是后现代思潮的本质特征。哈桑明确指出："后现代思潮具有某种语义的不确定性。学者们对它的内含尚无明确一致的看法。--这种普遍的异议由两个因素造成：其一，后现代思潮（Postmodernism）这个术语相对而言较晚出现，确乎正置莽撞的青年期；其二，其内含与当今许多术语有某种亲缘关系，而这些术语的内涵就是不确定的。"I.哈桑:《后现代思潮转折》，载于《后现代思潮的突破》，王潮编，第22页，敦煌文艺出版社，1996。在哈桑看来，"不确定性"这个范畴是由许多各不相同的概念构成的，即模糊性、间断性、异端、多元性、散漫性、反叛、倒错、变形、反创造、分解、消解中心、移植、差异、间断性、分裂、零散化、反正统性、反讽、断裂等等。
所以，正是不确定性揭示出后现代精神的品格。内在性是后现代思潮的第二个重要特征。它是对主体的内缩，是对环境、现实和创造的内在适应，在琐屑的环境中沉醉于形而下的愉悦之中。不确定性和内在性这两种倾向表明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多样杂糅"或"多元对话"的活动，趋向于多元开放的、离散的、不确定的形式；同时它也展示出后现代世界中的一种惊人事实，即人们在寻找新权威的合法性根基时，权威本身却已自我瓦解。因此，在后现代时代，已经没有任何东西能建立一种哈贝马斯"共识"式的"广泛一致的话语"。在后现代思维中占统治地位的是一种失去任何规范的想象力，人的头脑没有任何禁区，可以无拘束地虚构一切，或者否弃一切。所以，就积极的意义而言，"后现代主义的学说锤炼了我们的感性，使之善于感受事物的差别，使我们更能包括诸多无常规、无标准的宇宙事物。"I.哈桑和S.哈桑:《革新／更新：人文科学研究的新视角》，第27页，英文版，1983。另一方面，人们又无处不遭遇到影响后现代话语的缝合的或分裂的科技暴政，遭遇到日常话语、政治话语的暴政。为此，哈桑怀着深沉的心情，提出带有神秘色彩的想象和渴求："交感信仰的匮乏，不但助长了我们知识和行为的全部遁辞，也加强了我们的性情和意志。这就是我们的后现代境遇。我不知如何让我们的精神'沙漠'多增添一点生命的绿意，除了乞灵于天然权威的王国。在那里，其宗旨即是恢复公民的义务、宽宏的信仰、批评的同情。"他希望"重新使神秘裹挟想像力，或至少能使神光渗入想像力，从而让神奇奥妙再度驾驭我们的生活"。他甚至还想象出一位新的康德生气勃勃地把他的第四种批判即《实践判断力批判》贡献于世界，在这部杰作中，理论与实践、伦理学与美学、超验的理性与历史的生活之间的一切矛盾都迎刃而解了。也许正是哈桑的《后现代转折》一书和其他一些论及后现代状况及其特征的著作为他赢得了声誉，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所以，哈桑被看做是第一个把后现代主义文学概念转化为一个门类众多的文化概念，因此这种文化概念就被称为多样化的后现代主义或包容性的后现代主义，因为哈桑主张，"众多因素决定了其必然高于单一因素之上"I.哈桑:《文化变革的观点》，第29页,英文版，1983。。
5.2.2.威廉·斯潘诺斯
在伊哈布·哈桑之后，美国后现代文艺理论家威廉·斯潘诺斯（William V.Spanos）对后现代主义范畴的国际化起到了推动作用，并提出一种具有存在主义特色的后现代世界观。
斯潘诺斯曾于1972年创立并主编《边界2：后现代文学杂志》，现为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教授。他从时间、空间上拓展了后现代主义的疆界，认为后现代主义不仅不局限于英美两国，而且遍及全球，是一场真正的国际性运动。
正是在怀疑导致"解构意识"这一点上，斯潘诺斯创立了一种后现代世界观，即"解构意识意味着存在--包括文学话语的存在--组成了一种不可分解的横向的连续性。这一连续从本体论开始，尔后通过语言和文化而止于政治。"这就是说，不可能单独在文学领域里进行革命，只有在哲学话语、文学话语、社会学话语、政治话语这一横向诸领域都获得一种解构意识，解构方才有效。因此，后现代精神是一种泛文化精神，其领域遍及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各个层次。
深受海德格尔存在主义思想的影响，斯潘诺斯把历史理解为一个创新的领域和革新的契机，是一种既连续又断裂的认识和反思，是传统积淀的变体。同时，他又把历史看做是一个不断解释而且被解释的螺旋体，而且只有具有当代的观点，才能对历史的意义做出重新解释。在此意义上，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解释的创新是历史的灵魂，历史充满机遇和新的可能性。他强调"机遇"是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根本特征。因此，斯潘诺斯的后现代世界观具有较多现代主义气息，属于"温和的后现代主义"。
斯潘诺斯又进一步指出，海德格尔的"生存--理解--语言"结构，是后现代的蓝图，是真正的后现代主义精神。只有通过理解和解释，生存的意义才是敞开的。只有通过语言的把握，才能看到人与世界的本体结构。而海德格尔已经先人一步地看到，解释的危机在于解释者总是面对不可解释之物，这一令人困惑之境况正是后现代人的根本处境。所以，斯潘诺斯强调后现代主义具有开放、多元、敞亮存在的意义、还原存在的历史性等这些特征。斯潘诺斯倾向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运动，将存在主义加以后现代主义化，以此创立一种重偶然性、历史性的新存在论。正因为这一点，斯潘诺斯被认为是存在主义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
5.2.3.耶鲁学派
雅克·德里达作为法国解构哲学的创始人，曾于1956～1957年间在美国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并先后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耶鲁大学的访问教授，1965年起任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哲学史教授，现时又是法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同时兼任美国厄湾加州大学客座教授。
正值法国解构主义在70年代盛行时，它传入美国。由于美国实用主义和多元论传统是一种开放的传统，所以美国学术界较易于接受德里达的后结构主义-解构理论，并与美国本土的文化结合起来，从而形成具有美国特色的解构理论。美国解构理论形成于70年代初，其代表人物为保罗·德·曼（Paul de Man,1919～1983）、希利斯·米勒（J.Hillis Miller,1928～）、杰佛里·哈特曼（G.Haytman,1929）和哈罗德·布洛姆（H.Bloom,1930～）。他们都是耶鲁大学的教授，致力于浪漫主义诗歌和小说的研究。他们接受了德里达的解构理论，并加以倡导和运用，形成颇有点名气的耶鲁学派，一种独特的文学解构思潮，一种新的文本之阅读和文学批评方法，从70年代初至80年代中期呈现出繁盛势头，和其他各种后现代主义思潮一起，对美国文学理论界以至各大文化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
德里达、巴尔特等法国后结构主义者的著作相继被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德里达、耶鲁学派的成员们及其追随者也陆续发表文章和专著，一时间形成时髦的解构话语，探讨和争论出现热潮，解构理论在美国大获成功。美国解构理论的主要代表作有：德里达和耶鲁学派共同撰写的解构批评的宣言《解构与批评》（1979），德·曼的《盲视与洞见》（1971）、《阅读的寓意》（1979）、《浪漫主义的修辞学》（1984）、《抵制理论》（1986）。德·曼的文学批评以严密细致为其特征。在他看来，文学批评是一种通过对文本的阐述而升华为理论和自我意识的方法。米勒的《虚构与重复：七部英国小说》（1982）、《论边缘：当代批评的十字路口》、《解构解构者》（1975），哈特曼的《超越形式主义》（1970）、《阅读的命运》（1975）、《荒原中的批评》（1980）、《拯救文本：文学、德里达、哲学》（1981）、布鲁姆的《影响与焦虑》（1973）、《误读的地图》（1975）、《魔法与批评》（1975）、《形式突破》（1979）。
美国解构理论的首领是德·曼，在他去世后，米勒是最活跃的人物。他们发挥了德里达的特有气质、风格和思维方式，并把重点放在不确定的能指游戏方面。德·曼主要关注文本的自身解构性，即文本中语言的能产性。他认为文本总是充满歧义和隐喻，指出阅读中不断出现的矛盾就是一种"盲视"（Blindness），而批评家只有借助某些盲视才能获得洞见。在此意义上，他认为洞见建立在洞见所驳斥的假定之上，洞见寓于盲视之中。解构批评就是运用某种方略，将文本中盲视无意中提供的洞见，用来揭露自己的盲目。因此，阅读永远是"误读"。米勒致力于对小说的解构阅读，认为小说中充满虚构、隐喻和转喻等因素，因此对它既可以进行正统阅读，也可以对它进行解构阅读。他特别强调语言的歧义和意义的不确定性，因此，一切阅读最终都只能是误读。哈特曼是耶鲁学派中最具有美学批评意味的批评家，主要从事对小说和诗歌的解构阅读。他将哲学、心理学、美学的探讨与文学批评融为一体，使文学批评扩展到整个文化领域。在他看来，任何作品都不可能是独创的，因而没有原文可言，批评性的作品可以合理地利用其他文本，来编织自己的话语。布鲁姆则善于把转喻理论、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理论和希伯来神秘主义结合起来，用以揭示后辈诗人和先驱之间的关系。
布鲁姆、米勒、哈特曼等解构批评理论的共同倾向，是消解文学和哲学的界限，将哲学本文当作文学一样的虚构的修辞学构造物来解读，并从文学作品中发掘出各种与哲学对立的意义。
80年代中期，美国解构思潮的中心从耶鲁大学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转移到西海岸，德里达和米勒也来到厄湾加利福尼亚大学任教。80年代后期后现代主义不再那么时髦了，解构理论在美国也进入低潮。但解构理论及其方法在美国文化史上仍留下了一个不可忽视的印迹，并溶入文学批评的传统长河中。
5.2.4.丹尼尔·贝尔
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1919～）是当代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美国新保守主义的重要代表。他较早地提出"后工业化社会"理论。在《后工业化社会的来临》（1973）一书中，他认为"后现代主义"反映了一种矛盾心理，表达了"一个时代终了"，而新的时代又不知走向何方的"时代间歇期之感"。而《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可以看做是他集中研究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一部代表作。他敏锐地看到现代西方社会的严重信仰危机问题，同时也确认60年代的后现代主义已发展成为"一股强大的潮流"，不过，随着后现代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而出现了攻击和取代理性的新情绪，因而他深表严重忧虑的是，将艺术和思想迅速翻制成商品加以推销的这种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混杂倾向和反文化的偏激行动，因为在他看来，它"把现代主义逻辑推到了极端"。D.贝尔:《后工业化社会的来临》，第59页，商务印书馆，1986。所以，贝尔引用这一运动声音最响亮的代言人罗斯托克的话说："目前最要紧的是推翻那种深受自我中心和理智型意识束缚的科学世界观。要取而代之，就必须要有一种新文化，在这种新文化中，个性的非理智能力--从幻想的光彩和人类交流的经验中燃起烈火的能力--将成为真善美的主宰者。"转引自D.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第194页，三联书店，1997。
不过，贝尔也客观地描述和评价了后现代社会的一些突出特征。他指出："后工业社会的中心是服务--人的服务、职业和技术的服务，因而它的首要目标是处理人际关系"。它的模式就是科学知识、高等教育和团体组织合成的世界--其中的原则是合作和互惠，而不是协调和等级。
在工业社会里，是"人在制造万物"，而在后工业社会里，"人们只是互相认识，因此'必须相亲相爱，要不就得死去'。如今现实本身成了问题，因而有待再造。"所以，"眼下，社会存在变成了惟一的现实，它不包括自然和物品，主要通过人们的相互意识，而不依赖于某种外界现实被人感知。社会日益变成一张意识之网，一种有待实现为社会结构的想象形式。"转引自D.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第200页，三联书店，1997。
贝尔强调了后工业社会的两个突出特点：
一、在后工业社会里，"理论知识占据中心地位，成为创新和政策分析的来源。"所以，"大学是整理和检验理论知识的场所，它将日益成为社会的首要机构。"
二、"社会由商品生产社会转变成为服务性社会。"在美国，截至1970年，约百分之六十五的劳动力从事于服务性行业。转引自D.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第252～253页，三联书店，1997。贝尔对现代社会和后现代社会（也称之为"后工业社会"）的分析、描述和评价，推动和加深了对现代西方社会的认识。
5.3.对后现代思潮的某种否定倾向5.3.1.伊格尔顿和洛德威 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1934～）被看做是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现为牛津大学瓦德姆学院英语研究员和教授，近年来以尖锐反驳解构主义著称。伊格尔顿看到，在后结构主义那里，批评和创作之间的界限业已消失，两种模式都归在"写作"的名目之下。造成这一境况的内在深刻原因在于，语言处在深刻的危机之中。对此伊格尔顿问道：在一个话语已经沦为科学、商业、广告和官僚机构的工具的后现代社会里，一个人该如何从事写作呢？在读者群体被丧失个性、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文化所毒化之时，一个人究竟又能为怎样的读者写作呢？
伊格尔顿在《资本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1985）一文中将后现代主义看成是晚期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产物，它既是一种文学艺术现象，又是一种文化哲学思潮。他倾向于把后现代主义视之为对现代主义的反动和否定：后现代主义对消除中心和弘扬不确定的偏好，使它最终放逐了终极价值，是一种以否定的面目出现的意识形态；后现代主义强调本文意义的创造性，意义呈现为多重不确定性；后现代策略所导向的认识，不是单一的真理，而是多元的真理。
伊格尔顿站在左翼激进的立场上，揭露了现今西方国家中"每个社会阶层的意识都有可能受到意识形态的限制或腐蚀"，以至于把受压抑、受支配的生活当作愉悦的生活，把意识的灌输当作自我自觉的意识，把当权者强加于个体的控制错看成个人的自由必然体现。而这种情况在由现代社会到后现代社会的历史过程中愈演愈烈。因此，必须进行意识形态批判，以消除现代社会意识的异化状态，瓦解那种不断强化的压抑人、操纵人的中心权力话语，使人重新获得"解放"。所以，伊格尔顿欣赏后现代主义倡导一种多元价值取向，以破碎的形式展示破碎世界非人化的图景，并呼唤人们对现实世界的荒诞加以抗争，同时他也对后现代文艺作品削平深度而走向平面化的"反美学"、"反文化"倾向表现出深切的不满和坚定的否定态度，进而谴责后现代主义拆除和否定人道主义的主体，从而使艺术实践成为主体消失、作者"死亡"、意义丧失的"纯客观"的描述。
由于伊格尔顿在批判后现代主义时将后现代理论与实践相分离，因而遭到加拿大学者林达·哈奇（Linda Hutcheon）的批评。哈奇在《后现代主义诗学、历史、理论、虚构》（1988）一书中认为，对后现代主义持批判态度的理论，往往因根据个案或局部的例子立论，因而歪曲和误读了后现代主义文化实践的复杂性和创造潜力。他主张应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对后现代主义进行全面考察，以所有与其相适应的后现代话语形式为根据进行理论总结，只有这样才不会以偏概全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对后现代思潮持彻底否定态度的，在英国也许就数当代青年文论家阿兰·洛德威（Allan Rodway）了。他的主要代表作《后现代主义景象》（1981）可以看做是他对后现代主义的宣战书。
洛德威承认后现代已经向我们"逼近"。但后现代主义不是现代主义的中断，恰恰相反，它是现代主义的回波余绪。他给后现代主义下的定义是，"后现代主义是被欧洲大陆时髦的玄学理性化的自我意识。"在洛德威看来，后现代主义是对玄学即形而上学的中心论和同一性的彻底反叛，藉此以打破传统的二元对立，走向多元开放，从而使人对正义、真理、美善以及爱和终极价值等丧失信心。因此，"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更深意义的颓废，因为怀疑除自己以外还有别人和世界存在，把自己游离于共同关心的事物，游离于社会的集体性之外，对社会进步而言，是十分危险的"。正因为这样，洛德威对后现代主义的消极面的否定是相当严厉的，并断言，后现代思潮"是青春的，同时又是颓废的；它才华横溢，同时又是邪恶的；它专注于分析，同时又具有浪漫色彩；它既似曾相识，同时又新颖入时。这就是说，它是自相矛盾的。"
与阿兰·洛德威大相径庭，英国后现代主义文论家戴维·洛奇则专注于对后现代做精细剔解的工作，希望它能"提供某种方法，以使众多的英国文学作品得到梳理分类。"所以他在《现代主义、反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1981）中建议用现代主义、反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三个术语把文学加以分类，并明确认定，后现代主义是现代主义和反现代主义在新的语境中达到的新的综合所产生的"另一种艺术"。洛奇抓住了后现代主义的不确定这一关键特征，从本质上剖析了后现代写作原则的重大转向。
5.3.2.杰姆逊和纽曼
杰姆逊（Fredric Jameson,1934－）是当代美国著名的文学理论家，重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现为杜克大学教授、文学系主任。近年来主要从事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研究，比较有影响的论著是《马克思主义与形式》（1971）、《后现代主义与消费主义》（1983）、《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1984）。《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一文之所以产生了很大影响，是由于它揭示了二战以来"资本向迄今为止尚未商品化的领域的惊人扩张"这一现象，并把这一现象作为他对整个"后现代"问题进行严肃思考的起点。正像利奥塔号召"向一切同一性开战"一样，杰姆逊对现行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入批判，也必然会产生强烈的反响。
与后现代主义的某些派别不同，杰姆逊明确把"后现代"界定为一个新的时代分期。借助文化分析并与此相对应，杰姆逊把人类社会发展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即初期（原始社会）称为"规范形成"时期，第二个时期（封建社会）称为"过量规范形成"时期，第三个时期（早期资本主义）是"规范解体"时期。与文学分期相对应，他又把"规范解体"时期及其之后划分为三个时代，即"规范解体"的时代是现实主义；规范重建的时代是现代主义；而患精神分裂症（即消除规范）要求回归到原始时代的理想，正恰如其分地代表了"后现代主义的一切新特点"。按此划分，市场资本主义时代出现的是现实主义，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出现的是现代主义，而晚期资本主义（或多国化资本主义）出现的是后现代主义。这三个社会阶段既相联系又相区别，分别反映了一种新的心理结构，标志着人的性质的一次变化。
关于后现代社会，杰姆逊在《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一文中指明，后现代社会，包括后工业社会、消费社会、传播媒介社会、信息社会等等，这是一个科技高度发达、文化观念发生根本性逆变、美学范式不同往昔的社会。在杰姆逊看来，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阶段出现的后现代主义，具有其区别于现代主义的文化逻辑。广告、影像、复制、形象文化、无意识以及美学领域完全渗透了资本的逻辑，商品化的形式遍布在文化、艺术、无意识领域的方方面面。文化工业生产与商品紧密结合，出现了新的文化工业，如电影工业，大批生产的录音带、录像带等。在这一后现代主义阶段，文化已经完全大众化，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纯文学与俗文学的界限基本消失。商品化进入文化，意味着艺术作品正在成为商品，甚至艺术美学理论和文化理论本身也成为商品，商品化的逻辑浸入人们的思维，也弥散到文化的逻辑中去了。在这个后现代社会中，"理论的目的现在是不断地翻新，以满足消费者的需要，例如法国现在出口理论就像它出口自然主义小说和电影一样，是上层建筑的对外贸易。后结构主义力图抛弃的形而上学垃圾就包括'真理'本身，因此再谈这些理论的真理性就有点不协调了。"F.杰姆逊:《后现代主义：商品化和文化扩张》,参见《读书》，1986年第3期。由于在不断大众化的社会里，报刊杂志和商品语汇使语言不断标准化，由于语言可以成批地生产，就像机器一样，出现了工业化语言，那么，传统的鲜活生动的语言就丧失了生机活力，艺术家们突然感到自己已不可能用格式化的语言来表达任何属于自己的感情。我们被一堆语言垃圾所充斥，自以为在思维、在创造、在表达，其实只不过是在模仿那些早已被我们接受了的思想和语言。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不管你感觉到什么，你都不能也无法说出来。"说出来的话语是谎言"，剩下的只有"沉默"，不能言语，只有无言。这种无言其实已经是后现代语言表达的类型和特征。在后现代，不是我们控制语言或我们说语言，而是我们被语言所控制，不是"我在说话"，而是"话在说我"。人从其在万物中的中心地位退到连语言也把握不了而要被语言所把握的地步，退化为今日的"无言"。后现代社会随着电脑和信息的广泛运用，传播媒介的不断进步，社会越来越趋于整一性。后现代社会的权威方式表现为"他人引导"。"他人引导"的实质就是整一性。
与贝尔的"意识形态终结"说和哈贝马斯的"科学成为意识形态"说不同，杰姆逊认为，面对当前各种理论思潮，只有从意识形态方面理解才能获得正确的认识。所以，他强调意识形态的分析作用，并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分析作为后现代透视的基点，借此揭示出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和思维轨迹。杰姆逊试图深入到后现代社会的表面现象的背后，去发现其本质的东西。他在对历史和社会作了考察之后得出结论说：后现代主义是当代多国资本主义的逻辑和活力偏离中心在文化上的一个投影。与此密切相关，杰姆逊提出了后现代主义同现代主义相区别的几个特征。
①depthlessness（深度模式削平或译为"深度感消失"）。例如梵高笔下的"一双鞋"，是现代主义的一个经典例证，是一种有深度感的、反映广阔现实的艺术品。而画广告出身的安迪·沃荷笔下的"钻石粉鞋"，则给人一种"平面感"或"无深度感"，这是后现代主义文化所特有的一种"感染力的衰竭"。后现代主义平面感所要打破或削平的是四种深度模式，即黑格尔式的辩证法对现象与本质的区分，弗洛伊德的表层-深层的心理分析模式，存在主义关于真实与非真实、异化与非异化的二项对立，索绪尔的符号学所区分的能指与所指。后现代主义取消这种对立的区分，削平深度，从而回到一个无深度感的表层上。
②Crisis in historicity（历史性危机）。历史性可理解为个体对人类时间存在的意识或对过去历史上兴衰变革规律的意识，但这两种意识在后现代文化中都已消失。后现代人已没有历史，只存在于现时当中。在后现代人那里，只有纯粹的、孤立的永久的现在，过去和未来的时间观念都已消散殆尽。后现代主义反对任何时间空间并置，只要永久的现在，割裂时空的辩证法。将时间转换成空间，把一切都彻底空间化，这是"后现代主义现象的最终极的最一般的特征。"
③主体的消失。在现代哲学中，人处于中心地位，且享有为万物立法的特权。然而在后现代主义中，主体丧失了中心地位，已经零散化而没有一个自我的存在了。在后现代社会中，人无法感知自己与现实的切实联系，人的感情被掏空了，现实感被抽掉了，从而人也失去了生命的意义，后现代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边缘人。后现代画家沃霍尔的名言"我想成为机器，我不要成为一个人，我像机器一样作画"，突出地显示了主体的消失。
④距离感消失。传统美学认为，艺术不同于生活，艺术不能等同于生活，艺术只有与人的现实生活拉开距离才会给人以审美感受。然而，技术复制在大工业生产中的广泛运用，使众多摹本代替了独一无二的艺术精品，技术复制使"真品"和"摹本"的区分丧失了意义，本真性的判断标准开始失效。由于复制，使得"原作"已不复存在。随着原作的消失，艺术成为"类象"，即没有原本的东西的摹本。所以说，正是复制导致距离感消失。看电视时，出现在电视上的信息失去了"他性"，"它进入了你的生活，它上面出现的形象也可以说就是属于你的。在电视这一媒介中，所有其他媒介中所含有的与另一现实的距离感完全消失了，这是个很奇特的过程，但这一过程可以说正是后现代主义的全部精粹。"F.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第168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这就是说，在电视中，物转化为物的形象，这一事物变成事物的形象的过程，使得事物仿佛不复存在，当指涉物退隐时，距离感也消失了。
除此而外，在杰姆逊看来，"审美通俗化"倾向和"拼盘杂烩"，也可以视为后现代主义的基本特征。他揭示出，后现代的大众化商品复制与形式上的平面模式，反映了资本主义文化生产的内在危机逻辑：它使文化扩张并消弭了文化的精神特性；它使艺术放弃批判功能而顺应消费和科技型生产关系；它使文艺和美学遭遇四个"削平"（深度模式削平、历史意识削平、主体性削平、价值削平），使世界物化，加速了表征的紊乱。这样，杰姆逊就从哲学高度上揭示了资本主义文化形态的总危机，即理论话语界限销蚀和语言表征规律失控。正因为如此，杰姆逊不同意全面接受后哲学文化，而是坚持一种批判立场和质疑态度。针对利奥塔的"谬误推理"和费耶阿本德的"怎么都行"之类的说法，他明确指出："如果全球性的私人公司，垄断如此重要的信息系统以后，那么世界将沦入悲惨的境地。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对谬误推理和'怎么都行'这类的说法确乎无法再以轻松的心情去面对。究极而言，我们不能单纯期望信息垄断的局面会通过一群有善良愿望的科技精英分子的自觉而得到改善。恰恰相反，我们只有以政治上的行动本身，才能对那信息垄断的局面提出真正的挑战。"因此，杰姆逊对后现代状况做出了较为客观的估计："我不认为当今所有的文化生产都是'后现代'的。后现代其实就是一个力场，截然不同的文化冲动必然依照各自的方式发展。"
杰姆逊的另一个贡献在于他对第三世界的文化的研究。他首先看到，目前，晚期资本主义以其"有活力的、有原创力的、全球性的科技扩张"，"正专门朝向被前资本主义所包围的第三世界农业及第一世界的文化领域渗透进攻"。他近年发表的《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一文十分关注在全球文化后现代处境中的第三世界文化的变革与前景。他首先看到第三世界由于经济相对落后而造成的其对先进国家的文化依赖，从而有失去本土文化特色的危险。因此，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中，第三世界如何找到正确的文化战略，将是第三世界文化出路的关键所在。因此，第三世界国家要以一种新的国家主义对抗先进国家的文化侵略，但绝不是指那种仇视外国先进文化的国家保守主义，而是一种将自己国家的状况国际化的开阔胸襟和气度。夹杂仇外敌外的情绪去排斥外来影响，是没有出息和没有前途的。正确的途径在于，根据自己国家的情况和问题，去思考某种文化产品为何要引进国内，同时，对自己国家的情况和问题保持高度的敏感和洞见。这样，就有可能在跟上国际文化大趋势的同时，使本土文化模式引起外国的兴趣和关注，使本土文化展现新貌，走向世界。
美国当代著名文艺理论家和文论家查尔斯·纽曼（Charles Newman）以对抗后现代主义的态势，唱出了与后现代思潮的不和谐音。他没有感受到后现代所谓的解放的前景，而是看到勇于颠覆旧秩序、从事消解游戏的离心的一代人，这一代人倾向于一种多元性的无中心的离心结构。纽曼在《后现代气息--通货膨胀时代的虚构行为》（1885）中希望后现代作为现代主义的继续和摈弃，能够重新唤回失去的灵光--"气息"。纽曼反对后现代主义的消极颓废的一面，力主回到一种清新的气息中，重振人类的精神价值。不过，他也承认，现代主义是对工业化的反映，而后现代主义则是对以不可控制的盲目求新为特点的信息社会的反应。
5.4.激进的后现代主义：费耶阿本德
美国著名的科学哲学的"奇才"费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1924～），以《反对方法》一书中倡导"认识论的无政府主义"和"多元主义方法论"以及反对科学沙文主义而产生巨大反响，并赢得了世界声望。此后，他又发表了《自由社会中的科学》（1978）、《告别理性》（1989）等著作，创立了一种后现代的科学哲学。
首先，费耶阿本德严厉批判了传统的科学方法，明确指出"关于存在一种固定的方法，存在着一种固定的理论理性的思想，显然是以一种对人及其社会环境的过分天真的看法为基础的。"在他看来，"所有的方法论，即使最显著的方法论，也存在着自身的限度"P.费耶阿本德《反对方法》，第32、30页，英文版，1975。。他在另一处地方更尖锐地批评道："认为存在着一种普遍的、不变的方法，可以作为恰当性的不变尺度"，是"不现实的"。"今天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视作为构成一种统一的'科学方法'并加以辩护的多数原则，要么是无用的"，"要么是虚弱的"P.费耶阿本德:《自由社会中的科学》，第105、108页。。费耶阿本德之所以要坚决抨击传统的科学方法，是因为他认为，我们所探索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未知的，因此我们不能保守、封闭，而必须保持我们选择的开放性。然而，传统的普遍的方法论原则及其建立在这种原则之上的科学教育妨碍了人性的全面发展，使人非个性化，把人拖入僵化的知识框架中，从而束缚人的头脑，把落后的、无知的顺从主义视为真理，从而导致人们创造力的衰退。所以，人只有摆脱僵化的科学教条和形式理性的限制，才可能最终摆脱思想的被奴役状态而获得做人的尊严。因此，费耶阿本德要求摒弃一切普遍的标准和固定、僵死的理性主义方法论。同时，他还尖锐批判了科学上的沙文主义，因为它坚信有一种惟一的绝对真理和独一无二的"方法"。
与传统的理性主义一元方法论相反，费耶阿本德倡导一种"多元主义方法论"。在他看来，任何方案、理论、程序都必须按照它自己的优劣，根据适应于它所应付的那些过程的标准予以判定。因此，对于同一个实在或同一个科学问题，可以也应该允许存在各种不同的观点或理论。于是，他提出了著名的"理论增生原则"或"理论繁衍原则"，也就是要从关于一个科学问题的一种观点或理论中"增生"或"繁衍"出一些与它逻辑上不相一致甚至对立的理论。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这一原则要"发明和阐发出一些同已被人们接受的观点不一致的理论"，"任何采纳这一原则的方法论就叫做多元主义方法论"。按此方法论而言，理想的知识是"一个互不相容的（甚至不可比的）各种知识越来越增长的海洋，每一个理论，每一个童话都是这个集合的一部分，通过竞争，都对我们意识的发展作出贡献"。所以，方法论上的多元论"不仅对于方法论是重要的，而且也是人道主义的本质部分。"P.费耶阿本德《反对方法》，第52页，英文版，1975。据此，他严厉谴责把科学绝对化的作法，指出科学也不能包打天下，它仅仅是人类众多认识形式中的一种。而人类要认识自然，"就必须使用一切思想、一切方法，而不能仅仅使用其中的一部分。"因为只有方法论上的多元论才能"导致真理"。正是由此出发，费耶阿本德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原则："any thing goes"（"什么都行"或"怎么都行"）P.费耶阿本德《反对方法》，第27～28页，英文版，1975。。这就是说，各种思想、观点和方法，都有存在的权利或理由，也应该允许它们存在，并在互相竞争中促进科学的发展，正如P.杜海姆所说，"推进科学发展的最好方式是允许每一种知识形式根据它自己的规律发展自己。"
与多元论相适应，费耶阿本德追求自己的自由社会理想，即要建立一个所有传统都具有平等权利和进入权力中心的平等机会的社会。而自由社会就要求思想的多样化，要求运用科学的手段和程序让人们自觉自愿地去选择自己所喜爱的生活方式和行为规范。在他看来，自由社会是一个思想充分自由的社会。不过，"多样化不是由你我决定的，是人民创造了多样化，而且现在仍然生活在多样化中间"。P.费耶阿本德:《告别理性》，第174页，伦敦，1989。
费耶阿本德对传统科学及其方法的批判和否定，表明他要用强烈的人文精神去改造科学哲学，从而凸现出鲜明的后现代主义色彩。首先，他否定把科学与非科学、尤其是科学与形而上学之间的划界标准作为判断的基础，批评这种作法或观点已成了空中楼阁或梦幻，甚至认为"科学哲学、基本粒子物理学、日常语言哲学或康德主义这样的领域不应该改革，而应该让它们自然死亡。"P.费耶阿本德：《自由社会中的科学》，第133页。其次，他要用各种非理性、非科学的方法来充实科学，主张用一种新的视角看待神话、宗教、巫术等非理性、非科学的东西。在他看来，"人类任何一种思想，不管多么古老，多么荒谬，都有助于改进我们的知识"。于是，人就"把一切真理看成是由我们对它的喜爱所创造的，而不是'发现'的"了。这是在推崇一种相对主义真理观。然而，他倡导的多元主义方法论，无疑是一种能起解放作用的新型思维方式。尽管他的某些提法有偏激之处，但他对打破传统僵化的思维模式,提倡多视角地看问题，促使人们更关注和向往"丰富多彩的人类生活"方面，无疑有一定的启迪作用。
5.5.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格里芬和霍伊
与激进的后现代主义有很大不同，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侧重于建设性的构思，也就是说，它的最大的特征就是它的建设性。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的罗蒂、格里芬和霍伊。
R.罗蒂（Richard Rorty,1931～参见本书第三编"实用主义的复兴"）作为复兴实用主义的最大代表，他否定传统哲学以至分析哲学的目的，主要就是为了肯定和弘扬实用主义。他否定传统的"镜式哲学"是为了创立自己的"无镜哲学"，倡导教化哲学，而且预示"后哲学文化"（全新的多元文化）的时代正在到来。他强调哲学要放弃其特权，成为一种"人类对话的声音"，其核心目标是"容许尽可能多的不同的个人目标得到实现，以增加人类的幸福"。
如果说罗蒂、霍伊等哲学家所代表的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主要从哲学的层面来探讨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文化、哲学与文学的关系等更广阔的问题领域，那么美国学者大卫·格里芬、布赖恩·斯温、大卫·伯姆等人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则从科学的层面出发，主要探讨人与世界、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
5.5.1.格里芬等人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
格里芬等人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无疑看到并肯定了现代世界及其世界观使科学、技术和工业带来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和空前的进步。然而他们（尤其是格里芬）更多地指明了现代化带来了"破坏性影响"。而在现代社会中形成的被称为"顽固自然主义"的世界观则崇尚物质自然主义、决定论、还原论以及虚无主义，因而排斥自由、价值以及我们生活中对终极意义的信念。现代社会的畸变使人们深刻地认识到现代社会中存在的军国主义、核主义和生态灾难及其相互关系。现代性使人类的邪恶倾向和冲突性竞争（特别是生态破坏）加剧到了人们无法想像的地步。或者说"现代性的持续危及到了我们星球上的每一个幸存者"。所以，格里芬明确断言，"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我们可以，而且应该抛弃现代性，事实上，我们必须这样做，否则，我们及地球上的大多数生命都将难以逃脱毁灭的命运。"大卫·格里芬:《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英文版序言第19、16页，中央编译出版社。大卫·伯姆更进一步指出：现代性导致了意义的丧失，而意义正是价值的基础，"没有了这个基础，还有什么能够鼓舞人们向着具有更高价值的共同目标而共同奋斗？只停留在解决科学和技术难题的层次上，或即便把它们推向一个新的领域，都是一个肤浅和狭隘的目标，很难吸引住大多数人。它不能释放出人类最高和最广泛的创造能量，而没有这种能量的释放，人类就陷入渺小和昙花一现的境地。从短时期看，它导致了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毫无意义的活动，从长远看，它正把人类推向自我毁灭的边缘。"大卫·伯姆:《后现代科学和后现代世界》载《后现代科学》，第75页。莫里斯·伯曼和威利斯·哈曼都具体地谈到西方现代化所带来的严重恶果。伯曼认为，"西方生活似乎越来越趋于熵化、经济和技术的混乱以及生态灾难，最终导致精神上的肢解和分裂。"哈曼则看到，"我们时代严重的全球问题--从核武器的威胁到有毒化学物质，到饥饿、贫困和环境恶化，到对地球赖以生存的体系的破坏--凡此种种都是几个世纪以前才开始统治世界的西方工业思想体系所产生的直接后果。"大卫·格里芬:《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第154页，中央编译出版社。正因为现代西方社会产生的一系列严重现实问题，才使得人们不仅越来越不满足于现代性，而且目前的反现代情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普遍和强烈，而相反，这种情况恰好成了后现代精神（或主义）存在和发展的依据，也是其迅速流传并风靡一时的原因。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与其他形式的后现代主义不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一个突出特点在于，通过对现代性的批判和超越，提出建设性的创造性的构想，力图造就一个美好的新世界。大卫·伯姆批判性地指出："在整个世界秩序四分五裂的状况下，如果我们想通过一种有意义的方式得到拯救的话，就必须进行一场真正有创造力的全新的运动，一种最终在整个社会和全体个人意识中建立一种新秩序的运动。这种秩序将与现代秩序有天壤之别，我们不可能退回到前现代秩序中去，我们必须在现代世界彻底自我毁灭和人们无能为力之前建立起一个后现代世界。"大卫·伯姆:《后现代科学和后现代世界》载《后现代科学》，第75页。大卫·格里芬更为强调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超越、修正以及对后现代性的建构。他说，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试图战胜现代世界观，但不是通过
消除现代世界观本身存在的可能性，而是"通过对现代前提和传统概念的修正来建构一种后现代世界观。"所以，格里芬明确指出："建设性或修正的后现代主义是一种科学的、道德的、美学的和宗教的直觉的新体系。它并不反对科学本身，而是反对那种允许现代自然科学数据单独参与建构我们世界观的科学主义。"不仅如此，格里芬还辩证地分析了后现代与现代的关系："超越现代世界将意味着超越现代社会存在的个人主义、人类中心论、父权制、机械化、经济主义、消费主义、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但与此同时，"范围广泛的解放必须来自现代性本身"，因为"现代世界已取得了空前的进步，不能因为反对其消极特征而抛弃这些进步。"所以，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不仅希望保留现代性中至关重要的人类自我观念、历史意识和符合论真理观的积极意义，而且希望挽救神性的实在、宇宙的意义和附魅的自然这样一些前现代概念的积极意义。"正因为这样，所以说"建设性的、修正的后现代主义是现代真理和价值观与前现代真理和价值观的创造性的结合。"大卫·格里芬:《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英文版序言，第18～1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也许，我们不会同意上述关于"宗教的直觉"、"挽救神性的实在"等一些提法或见解，但似乎也不能否定其中确有不少合理的因素和思想。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在反对现代哲学的二元论和还原论，挑战和批判机械论的世界观的同时，明确提出了后现代的整体有机论。后现代的整体有机论是后现代有机论和后现代整体论的结合。这种整体有机论将包容与展开的连续运动（即整体运动）看作是第一位的，分离的物体则被看做是第二位的。宇宙被看做是一个"完整的整体"。从某种程度上说，整个宇宙是主动地包含于它的每一部分之中的。因此，对内在联系的强调就成为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重要理论倾向。这种观点向人们提供的一个有益启示，就是我们与世界是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我们既包容在他人中，也包容在自然中。"那种认为世界完全独立于我们的存在之外的观点，那种认为我们与世界仅仅存在着外在的'相互作用'的观点，都是错误的。"正因为这样，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反对"人是自然的主人"这一使人凌驾于自然之上的提法。与此相反，它强调人与自然的同一，认为人不过是众多物种中的一种，它既不比别的物种更好，也不比别的物种更坏。在整个生态系统中，人类并没有什么特殊的
价值。然而，针对现代性所带来的某些破坏性的严重后果，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不得不倡导一种全球伦理，这一伦理的首要原则是："若一事物保护生物群落的完整、稳定和美好，那它准是对的；反之必错。"这就是说，人与世界（自然界和社会）是完全一体的。与此相适应，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力图消除现代思维方式所强调的人与世界、思维与存在、价值与事实的分离或对立。所以，它十分强调变革思维方式的重要性。大卫·伯姆十分中肯地指出："我们思考这个世界的一般方式对于我们的意识以及我们的整个存在将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如果我们把世界看做是与我们相分离的，是由一些计算操纵的、由互不相关的部分组成的，那么我们就会成为孤立的人，我们待人接物的动机也将是操纵与计算。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获得一种对整个世界的直觉的和想像的感觉，认为它有着一种也包含于我们之中的秩序，我们就会感觉到自己与世界融为一体了。我们将不再只满足于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机械地操纵世界，而会对它怀有发自内心的爱。我们将像对待我们至爱之人一样呵护它，使它包含在我们之中，成为我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大卫·伯姆:《后现代科学和后现代世界》载《后现代科学》，第85～86页。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突出特征还明显表现在它对后现代的构思和憧憬上。它所企盼的是"一个比我们的现实更加美好的、没有危险倾向的世界秩序。"它所"提倡的后现代世界是一种新的科学、一种新的精神和一种新的社会。"大卫·格里芬:《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英文序言，第20、21页，中央编译出版社。更值得注意的是，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还具体地谈到后现代科学和后现代生态学的前景。大卫·格里芬指出："后现代科学的发展使得我们再一次感到在宇宙中有一种在家的感觉。""在后现代宇宙观中，我们对人类和自然的理解是与企盼中的实践结合在一起的，这种后现代宇宙观的正式条件包括将人类，实际上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生命，重新纳入到自然中来，同时，不仅将各种生命当成达到我们目的的手段，而且当作它们自身的目的。"大卫·格里芬:《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第3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弗雷德里克·费雷在谈到后现代生态学的价值观时明确强调：与现代科学培育的控制意识所要达到的目标不同，"生态意识的基本价值观允许人类和非人类的各种正当的利益在一个动力平衡的系统中相互作用。世界的形象既不是一个有待挖掘的资源库，也不是一个避之不及的荒原，而是一个有待照料、关心、收获和爱护的大花园。"于是，整体论的生态学就成为"我们未来科学的范式"。"后现代思想是彻底生态学的"。而后现代科学的任务就是："让我们保持现代分析工具的锐利，使其发挥适当的作用，并将使我们回到那个花园中，小心而谨慎地工作。"弗雷德里克·费雷:《宗教世界的形成与后现代科学》，载《后现代科学》，第121、123页。因此，倡导人与自然的统一和对世界的关爱就成为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主导思想。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之所以以"建设性"自称，还因为它极力倡导创造性，并把这一点视为"人类本性的基本方面"。大卫·格里芬强调指出："从根本上说，我们是'创造性'的存在物，每个人都体现了创造性的能量，人类作为整体显然最大限度地体现了这种创造性的能量（至少在这个星球上如此）。我们从他人那里接受创造性的奉献，这种接受性同许多接受性价值（例如食物、水、空气、审美和性快感等）一起构成了我们本性的一个基本方面。但是，我们同时又是创造性的存在物，我们需要实现我们的潜能，依靠我们自己去获得某些东西。更进一步说，我们需要对他人做出贡献，这种动机和接受性需要及成就需要一样，也是人类本性的基本方面。"这一思想和罗蒂所说的"我们的自我形象"就是"去创造"以及福柯所强调的"人生劳作的主要兴趣是使自己成为不同于昨日的另外之人"这些论断有异曲同工之妙。大卫·伯姆借当代杰出的物理学家之一史蒂芬·温伯格的话所阐明的也是人所特有的创造性作用。温伯格曾经说过，他越是进一步探究宇宙，宇宙看上去就越是没有意义，所以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创造出我们自己的意义。但是，如果我们发现，从近来的物理学中得出的结论是错误的，那种发现也许能帮助我们开辟一条真正具有创新精神和创造性的道路，而这条道路正是人类目前追求的。我们不能墨守成规；我们必须进行一些有新意和创造性的尝试。大卫·伯姆:《后现代科学和后现代世界》载《后现代科学》，第76页。应该看到，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某些人物发表的观点决不会完全正确，其中必有可商榷或应予以探讨和批判的观点，但是他们观点中所突显出来的建设性维度，是值得认真对待的，其中确有启发意义的论点，正如王治河所指出的，"从哲学上看，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最大的贡献在于扭转了我们的思维定势，拓展了我们的思维视野，激活了人们创造思维的激情。"
5.5.2.霍伊的系谱学解释学
70～80年代，以摧毁、否弃基础主义、普遍主义和倡导多元论为特征的后现代主义的大多数派别，既由于给人们带来思想解放的新鲜空气而赢得声誉，也由于其某些偏激的观点而招致很多尖锐的批判，甚至被指责为"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这一情况引起人们的深入研究和思考，以图找到既坚持后现代的反基础主义和多元论的立场，又能避免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途径。美国著名后现代思想家大卫·霍伊（Davie Couzens Hoy）就是寻求这一途径的代表人物。关注"新问题的提出"，创立一种更为有效的社会批评方法，是他的突出特点。他的重要著作《批判的循环──文学、历史和哲学解释学》一书80年代就译介到中国来，他主编的《福柯──一个批判的读本》相继发行了多种文版本，在西方产生了广泛影响，随后又有《批判理论》（1994）和《批判抵抗》这两部著作问世，从而创立了他独具特色的系谱学解释学。
霍伊一直致力于研究福柯的系谱学和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并把二者结合起来。因此，同其他后现代主义派别相一致，霍伊的系谱学解释学也向普遍的必然性提出挑战，断然否定可以说明事物必然发生的"先天方法"和"一般性之解释"。与传统哲学家解决的问题相比，"哲学现在敞开了更宽广的问题域"。因此，他一再强调要让人们尊重差异和多样性，"学会与偶然一起生活"。继承福柯关于"现在所发生的并不一定比过去发生的更好，更先进的"思想，霍伊批判了传统的连续进步观，把这种寄希望于未来的思想称之为"乌托邦式思维"，相反却更加关注现在。为了有效地克服人类理性的"自大自满"，霍伊断言"必须抛弃认为我们是纯理性的、独立的自我这一观念"。这种观念完全是传统思想家的虚构。事实上，我们永远是处在语境之中的。"我们是什么，这一点与其说是我们作为个体去做出决定的一个功能，倒不如说是这个世界的一个功能。"参见:霍伊:《批评的循环》，第19～20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这种看法把我们同世界溶为一体。
尽管霍伊的系谱学解释学是批判的、多元的，但它并非是否定主义，更不是虚无主义。霍伊并不一概否认产生社会协同性和共性的可能性，但也并不因此就视这些价值为"永恒的和普遍的"。在他看来，协同性和共性并不是抽象的，它们是与偶然的历史时刻联系在一起的。它们可能是这些偶然的历史时刻的最高成就，也可以对后一阶段有所启迪。此外，与其他后现代主义者不同，霍伊并不一般地否定哲学，而且明确地将哲学看做是一种"反思方式"，甚至断言在我们前进的历史中"哲学将会继续扮演一个核心的角色"，但与传统哲学不同，它是一种研究新问题和新任务的哲学。它不再热衷于追求惟一的永恒真理和强求达到普遍的共识，而是欢迎对话和批评，希望产生新的争论。
与反对夜郎自大、故步自封相适应，霍伊的多元论系谱学解释学的最大特点就是开放性。他将理解看做是一种对话，因此十分厌恶对对话中的对立面采取轻视和压制的态度。他明确指出："对话中的对立面并不只是次要的。他们的个性和境况对于任何一个肯定的结论来说都是不可少的。"苏格拉底在同自己的对立面克利克斯谈话时也表明了这一点。正是"这种对比使得他们的对抗变得更有意义，因为倘若两人在开始对话时是极对立的对话者能在谈话的主题上达到真正的一致，那么真理便更加可能得以确立，其结论本身将不致会被隐藏的、共有的偏见所侵害，不被为最终的理性而达成一致的参加者的主观倾向所侵害。"参见:霍伊:《批评的循环》，第19～20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这才是真正辩证的视界。在他看来，"不存在惟一的、具有特权的思考事物的方法。"也就是说，各种不同的方法、各种不同的解释都是可能的，都应受到尊重。说一个解释是好的，并不意味着它是惟一的，其他解释也可能是好的。
针对后现代主义被说成是虚无主义和绝对否定理性的指责，霍伊从多元论的立场出发，指出真正的后现代主义也是反对虚无主义的。它既不反对理性也不捍卫非理性。"只有虚无主义才走得这么远。"霍伊和麦卡锡：《批判理论》，第201页，英文版，1994。反对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倡导承认差别和不同的见解，尊重多样性和不同的解释方法，正是霍伊所阐发的后现代主义的真髓所在。不仅如此，他认为后现代思想大师福柯也这样认为，因为他在《什么是启蒙？》中确认，理性的精髓将保存在任何事件中。因此霍伊认为，福柯与哈贝马斯的分歧不在于是否要理性的问题，而在于重建关于理性的元理论是否有必要。霍伊还进一步强调指出："福柯也好，伽达默尔也好，都没有一般地反对真理概念和自由概念，只不过更感兴趣的是这些各式各样有待丰富的真理和自由概念在实践中是如何具体地被解释的。"霍伊和麦卡锡：《批判理论》，第270页，英文版，1994年。霍伊的论点将有助于把后现代主义的讨论引向深入，并给人以新的启示。
5.6.生态后现代主义：斯普瑞特奈克
查伦·斯普瑞特奈克（Charlene Spretnak,1946--）是美国生态后现代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也是美国著名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和生态女权主义理论家。她现任美国"加州整合研究院"的教授，除在此讲授哲学和宗教课程外，还常常被邀请到其他西方国家讲学，被誉为有世界影响的著名女学者。她与卡普拉合著的《绿色政治》（1984）一书使她一举成名，被誉为绿色运动的经典之一。此后发表的《绿色政治的精神向度》（1984）、《优雅状态》（1986）、《真实的复兴：极度现代世界中的肉体、自然和地方》（1997）这三部著作构成了斯普瑞特奈克的独特思想。她还曾参与组织、策划五次有关生态后现代主义的国际讨论会，促进了绿色政治运动的发展。
斯普瑞特奈克的突出贡献，是她提出和倡导生态后现代主义。她认为，"在许多深层意义上，现代性并没有实现它所许诺的更好的生活"。Charlene Spretnak,State of Grace:The Recovery of Meaning in the Postmodern Age,Harper Sanfranciso:A Division of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1991,P.12.今天的世界面临着现代性的外在危机和内在危机，如自然世界的毁灭、核威胁、理想的破灭、意义的丧失等，从而引发许多威胁人类生存的严重问题。所以"寻找另外的生存方式的动力孵育了生态后现代主义"，其宗旨就是"寻找新的，或许是已被发现的理解自然以及我们与自然的关系的方式。"Charlene Spretnak,State of Grace:The Recovery of Meaning in the Postmodern Age,Harper Sanfranciso:A Division of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1991,P.12.
斯普瑞特奈克首先指明了现代性的问题所在。在物质主义、工业主义、客观主义、非理性主义、科学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父权制等一系列现代性中，"经济人"假定被认为是现代性最核心的假定之一。正是基于此，自然被视为是毫无价值的，仅仅是为了国民生产总值而对其进行开发的"资源"。同时，人生的意义也被等同于与自然做斗争。这样，这种现代世界观就产生了极大的负面效应。可以说，"现代生活的自由是建立在丑化肉体、限制自然、分割地方（Place）基础之上的。"斯普瑞特奈克重点批判了现代技术，断言近年来的技术革新将现代价值观推进到极度的现代形态。例如电视虽然提供了娱乐，但它起着商业作用和导向作用。电视的均一化作用将人们的价值观和欲望也"均一化"、"齐一化"了，从而排除掉其他可能的选择和观点，结果就有效地生产了"一种缺少创造性的新人"。所以她抱怨"我们中的那些被现代社会所同化的人，总是对新技术持一种非理性的非批判态度"，Charlene Spretnak,The Resurgence of the Real,Addison-Wesley,p.124,222,4,224.而我们则一直心甘情愿地允许我们的孩子和我们自己成为各种新技术的实验品。在他看来，我们的时代是极度现代的，而计算机的时代可以说是"最现代的"。Charlene Spretnak,The Resurgence of the Real,Addison-Wesley,p.124,222,4,224.所以，要破除对技术的迷信，就要从根本上反思现代化。与现代性把灵魂同肉体以及肉体同自然分离开来的看法相左，斯普瑞特奈克将"肉体"理解为灵与肉的统一，将"自然"理解为我们的"肉体"与之不能分割的物质条件，将"地方"理解为生物区──社团和个人展开的物质场所。Charlene Spretnak,The Resurgence of the Real,Addison-Wesley,p.124,222,4,224.针对现代性，她提出了"生态后现代主义"。这是一种真正的后现代主义。在她看来，这种后现代主义"应该反对现代意识形态从肉体、自然和大地的逃离。""它将是一种有限的、生态的和精神的后现代主义。"
然而，与福柯、德里达、利奥塔、博德里拉等人的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如对真的拒斥以及持一种人与自然相对立的科学主义－人道主义世界观）也有所不同，斯普瑞特奈克强调应将人类与更大的范围──地球、宇宙、神圣的整体联系起来，也就是说，真正的后现代主义应该是"生态的"。对生态的关注和强调是生态后现代主义的一大特征。但是，与环保主义和广义的生态学也有所不同，生态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本体论，是一种崭新的思维方式。在这种新的思维方式看来，"不仅所有的存在在结构上通过宇宙联系之链而联系在一起"Charlene Spretnak,Radical Nonduality in Ecofeminist Philosophy,in Ecofeminism:Women,Cuture,Nature,edited by Karen.J.Warren(I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7)，而且所有的存在都内在地是由与他者的关系构成的。而人也被看做是"处在一个联系的链条之中"。这一链条是"由宇宙／地球／大陆／民族／生物区／社团／邻居／家庭／个人构成的"。作为社会原子的人与自然是处于对立之中。而作为关系的人，则与自然是统一的。这就是说，宇宙是有着内在联系的展现过程的统一体，而每一物都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过，生态后现代主义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仅认为人是地球生命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还认为，"人不是世间惟一的主体"，因为自然也是主体。自然是"自我"扩展的边界。宇宙是我们的场、我们的根据、我们的存在。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是地球共同体的衍生物。由于恢复了人与自然的联系，生态后现代主义就用"根据"代替了"无根据"，用在"自然中的自由"取代了"逃避自然的自由"。
生态后现代主义之所以又自称为"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或"重构的后现代主义"，是由于它有不同于现代性以及其他持绝对否定态度的后现代主义的突出特点。首先，斯普瑞特奈克的生态后现代主义是开放的，向人类的一切文化遗产开放。她明确主张：她的生态后现代主义拒绝成为一种固步自封的生态中心主义的"基础主义"，而是要成为一种"创造性的取向"，既把其他的派别视为对话的对象，又特别注意从一些民族的传统智慧中汲取营养。在她看来，这些智慧有助于"发展推进差异、主体性和与地球共同联系的新方式"。其次，生态后现代主义带给人们的是一种解放。取代异在操纵者的，是"我们现在开始把自己理解为展开宇宙的参与者"。这种生态后现代主义试图恢复人在宇宙中的根基，"恢复生活的意义"，"使人们回到团体之中"。第三、强调要从教育着手，从根本上变革现代世界观，将生态意识如"相互依存"、"伙伴关系"、"多样性"等观念贯彻到课程之中去。同时，把"讲故事"视为"最强有力的沟通方式"，通过展示平等地对待自然、尊重植物和动物等一系列生态后现代主义的新视角，逐渐看清"现代发展模式的弊端"，Charlene Spretnak,The Resurgence of the Real,Addison-Wesley,p.224.体察生态后现代主义的丰富多样性和内在生成性。第四、与西方现代思维模式和持彻底否定态度的解构性后现代主义不同，生态后现代主义强调建设性或重构性的新视角。例如，当解构性后现代主义用"权力游戏"（无）否定现代性的"元叙事"时，生态后现代主义提出"生态的展开"这一构想。当解构性后现代主义用"极端相对主义"反对现代性的"客观主义"这一真理模式时，生态后现代主义主张经验主义。当解构性后现代主义用"碎片的集合"取代现代性的"世界＝物体的集合"时，生态后现代主义以"主体的社团"来描述世界。当解构性后现代主义以"社会建构"同现代性的"现实＝确定的秩序"相抗衡时，生态后现代主义使用"处在过程中"来表述现实。当解构性后现代主义提出"被片断化的"这一概念来对抗现代性的"对自我的认识：由社会设计的"这种提法时，生态后现代主义认为"动态的关系"这一说法优越于前二者。在对待自然这一问题时，现代性"视自然为对手"，解构性后现代主义"视自然为错误的客体"，而生态后现代主义则"视自然为主体"。在对待肉体问题上，现代性是"控制肉体"，解构性后现代主义是"删除肉体"（它整个是社会建构），生态后现代主义是"相信肉体"。第五，生态后现代主义不仅仅是一种对世界观的抗议，它更是一种开放性的实践，一种探索新的认知方式和存在方式的实践。它呼唤着人们的参与，鼓励人们迎接现实的挑战，"创造新的可能性。"Charlene Spretnak,State of Grace: The Recovery of Meaning in the Postmodern Age, Harper Sanfranciso: A Division of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91,p.10。
与生态后现代主义密切相关，80年代以来美国的生态女权主义研究日趋繁荣，发表了一系列专著，召开了多次专题会议。斯普瑞特奈克十分关注并深入研究了生态女权主义，充分肯定了它的"建设性的重大贡献"。她专门撰文《生态女权主义建设性的重大贡献》（1994），阐明了她关于生态女权主义的基本理论观点。她把女人比做大地（自然）。正如大地循环往复地生产出丰硕物产，并提供一个复杂的容纳生命的生物圈一样，女人则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生儿育女，并把食物转化成乳汁喂养他们。所以，正确看待自然和女人之间的有形联系是一个根本问题。斯普瑞特奈克追溯了这一问题的历史演变，指明在古代社会中，"大地和女人都很受尊敬"。后来自然和女人都遭到贬低，中世纪则将男人摆在女人、牲畜和自然界其他一切存在物之上。欧洲近代世界观的二元思维又把"阳性"与理性、精神、文化、自主性、自信和公众领域相联系，而"阴性"则与情绪、身体、自然、相关性、被动性和个人领域相联系。此种区分具有广泛影响，从而形成男性统治自然和女性的思维定式。鉴于这一情况，生态女权主义的核心观点就是："西方文化中在贬低自然和贬低女人间存在着某种历史性的、象征性的和政治性的关系。"C.斯普瑞特奈克:《生态女权主义建设性的重大贡献》,见《国外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因此，斯普瑞特奈克特别尖锐地批判"男性主义偏见"（男性中心主义或男性统治论）和"父权主义的统治逻辑，强调女权生态主义要"大胆创新"，选择"一种尊重整体性结合观念，即相关性、转化、包容、关心和爱来代替西方父权主义主张分立、异化、对立的二元论和穷竭资源机制的世界观。"同注②。她最后得出结论说：生态女权主义是一个全球现象，它使人们关注妇女和自然在受压迫方面的关系，以使它们得到充分的理解。生态女权主义者力图改变那些加重人类压迫的社会和政治秩序，它们体现在灭绝生态的活动中。这一工作包含着反抗、创造和希望。C.斯普瑞特奈克:《生态女权主义建设性的重大贡献》,见《国外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
5.7.对后现代主义评价的新趋向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通过对后现代主义的全面而深入的了解、讨论和褒贬争论，对它的评价开始趋向客观、准确。美国学者斯蒂文·贝斯特和道格拉斯·凯尔纳在《后现代理论》（1991）一书中集中论述了福柯、德里达、利奥塔、德勒兹、加塔利、博德里拉、杰姆逊、拉克劳、墨非等当代比较具有影响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的不同倾向和特点，指明后现代理论是具有敏锐历史意识的当代知识分子对急剧变化的当代社会状况作出的理论回应，揭示了以往理论（包括现代性理论）所忽视的新现象、多元性和异质。更重要的是，与轻率地全盘肯定和盲目地一概否定的两种极端态度有较大不同，贝斯特和凯尔纳采取了深入了解和具体分析的作法，明确表明："我们的目标是去阐述和理解后现代理论，把它看做是对现代理论与现代政治的一种挑战，既包含着很有希望的新观点，同时也有值怀疑的向度。"斯蒂文·贝斯特和道格拉斯·凯尔纳：《后现代理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41页。他们一方面明确认定，"最能生动地阐明我们时代的许多关键性的新事物和最新发展的，还得数后现代理论。"另一方面他们也尖锐地批评说后现代理论的根本缺陷在于，"大多数后现代理论是有一种简单化倾向，独断地排斥竞争性的观点，且极度的褊狭。"这种态度在原则上是中肯的。
英美国学者对后现代思潮持客观态度的人仍居多数。如英国学者J.Pickering指出，后现代境况的标志"在于科学之间和文化之间的解体、多元、传统的融合和界限的跨越"。H.J.席沃尔曼认为，"后现代主义是破碎的、非连续的、散播的，反之，现代主义则是肯定的、中心的、连续的和统一的。"H.J.席沃尔曼编:《后现代主义--哲学与艺术》，罗特里奇出版社，1990年第2页。R.H.麦金尼指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根本问题是"一与多的关系问题"。因此，"现代主义者是乐观主义者，他期望找到统一性、秩序、一致性、成体系的总体性、客观真理、意义及永恒性。后现代主义者则是悲观主义者，他们期望发现多样性、无序、非一致性、不完满性、多元论和变化"R.H.麦金尼:《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争论之解决》，载美国《今日哲学》1986年秋季号。。
近年来对后现代思潮持肯定态度的英美学者中，P.M.罗斯诺可以算作一位代表人物。他不仅指明了后现代思潮反对现代主体的理由，即"首先，主体是现代性的一个发明（杜撰）。其次，对于主体的任何关注都假设了后现代主义者不予赞成的某种人类中心论哲学。第三，主体自发地需要一个客体，而后现代主义者反对主客二分。"更重要的是他认为，后现代思潮尖锐批判了现代性所带来的一切问题、缺陷、危机和罪过，深刻揭示了它所造成的"奴役、压迫和压抑的根源。"Rosenan,Pauline Marie,Post-modernism and the Social Sciences.Prenceton,1992,p.46.6.А..
与此同时，也有人对后现代思潮持一种否定的态度，如美国学者R.萨索尔和C.巴里·查博特。萨索尔1995年在《欧陆和后现代科学哲学的展望》一书中表明这一点。他说，在文学和哲学圈内，"后现代性"已经受到怀疑和嘲讽。最引人注目的也许是有人拒绝承认后现代主义的地位，即拒绝承认它是一种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例如，C.巴里·查博特认为："第一，并不存在一种对后现代主义令人满意和广为接受的解释；第二，许多被称为后现代的东西实际上直接来源于现代主义；第三，关于其存在的大多数论据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对现代主义的简单概括而达到其最初的似真性的"。这无疑是众多观点中的一种重要观点。然而萨索尔也同意查尔斯·詹克斯的看法，即"现代主义和晚期现代主义者倾向于强调问题之技术的和经济的解决办法，而后现代主义者则倾向于强调其创造力的语境的和文化的成分。所以，萨索尔认为，后现代主义的实践--包括科学哲学的实践--阐明的也是一种取向、一种方法、一种态度。"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对后现代主义的研究和评论出现了一种超越后现代主义的新趋向。1997年11月14～16日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举行的关于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就表明了这一点。会议的发起者、芝加哥大学的根德林(Gene Gendlin)1998年2月18日所提供的关于这次会议的报告,集中反映了西方相当一部分学者关于后现代主义的新观点和对此评论的新动向。他强调指出:"'我们继续批判现代性,但我们要超越某些后现代主义支派所主张的那种任意性。我们怀疑一切确定的基础,但并不意味着什么都不值得一提'。这是在芝加哥举行的后现代主义之后会议上93位与会者……的座右铭。"他进一步提出我们能否比后现代主义者所主张的"非中心化、不可确定性、断裂等作得更多一些"这样一个重要问题,并明确断言,现在是摆脱"后现代悖论"的时候了,这一悖论是:一当我们拒斥任何确定的真理,就根本不会有其他真理存在。其实,在实践中,我们所作的都比这要好。"关于'真理'和'客观性'的一般陈述一直是含混的。但这并不是说就没有真理和客观性。""我们不要单纯的多元论,而可以创造出'多重真理的复合'"。因此,在他看来，"现在超越后现代主义的道路已经打开"。这种看法对于我们全面评价后现代哲学文化思潮是颇有启发意义的。本书重要哲学术语英汉对照本书重要哲学术语英汉对照
a prioria posteriori distinction 先验-后验的区分
abstract ideas 抽象理念
abstract objects 抽象客体
ad hominem argument 谬误论证
alienation/estrangement 异化，疏离
altruism 利他主义
analysis 分析
analyticsynthetic distinction 分析-综合的区分
aporia 困惑
argument from design 来自设计的论证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人工智能
association of ideas 理念的联想
autonomy 自律
axioms 公理
Categorical Imperative 绝对命令
categories 范畴
Category mistake 范畴错误
causal theory of reference 指称的因果论
causation 因果关系
certainty 确定性
chaos theory 混沌理论
class 总纲、类
clearness and distinctness 清楚与明晰
cogito ergo sum 我思故我在
concept 概念
consciousness 意识
consent 同意
consequentialism 效果论
conservative 保守的
consistency 一致性，相容性
constructivism 建构主义
contents of consciousness 意识的内容
contingentnecessary distinction 偶然-必然的区分
continuum 连续体
continuum hypothesis 连续性假说
contradiction 矛盾（律）
conventionalism 约定论
counterfactual conditional 反事实的条件句
criterion 准则，标准
critique 批判，批评
Dasein 此在，定在
deconstruction 解构主义
defeasible 可以废除的
definite description 限定摹状词
deontology 义务论
dialectic 辩证法
didactic 说教的
dualism 二元论
egoism 自我主义、利己主义
eliminative materialism 消除性的唯物主义
empiricism 经验主义
Enlightenment 启蒙运动（思想）
entailment 蕴含
essence 本质
ethical intuition 伦理直观
ethical naturalism 伦理的自然主义
eudaimonia 幸福主义
event 事件、事变
evolutionary epistemology 进化认识论
expert system 专门体系
explanation 解释
fallibilism 谬误论
family resemblance 家族相似
fictional entities 虚构的实体
first philosophy 第一哲学
form of life 生活形式
formal 形式的
foundationalism 基础主义
free will and determinism 自由意志和决定论
function 函项（功能）
function explanation 功能解释
good 善
happiness 幸福
hedonism 享乐主义
hermeneutics 解释学（诠释学，释义学）
historicism 历史论（历史主义）
holism 整体论
iconographic 绘画
idealism 理念论
ideas 理念
identity 同一性
illocutionary act 以言行事的行为
imagination 想象力
immaterical substance 非物质实体
immutable 不变的、永恒的
individualism 个人主义（个体主义）
induction 归纳
inference 推断
infinite regress 无限回归
intensionality 内涵性
intentionality 意向性
irreducible 不可还原的
Leibnizs Law 莱布尼茨法则
logical atomism 逻辑原子主义
logical positivism 逻辑实证主义
logomachy 玩弄词藻的争论
material biconditional 物质的双向制约
materialism 唯物论（唯物主义）
maxim 箴言，格言
method 方法
methodologica 方法论的
model 样式
modern 现代的
modus ponens and modus tollens 肯定前件和否定后件
natural selection 自然选择
necessary 必然的
neutral monism 中立一无论
nominalism 唯名论
nonEuclidean geometry 非欧几里德几何
nonmonotonic logics 非单一逻辑
OckhamRazor 奥卡姆剃刀
omnipotence and omniscience 全能和全知
ontology 本体论（存有学）
operator 算符(或算子)
paradox 悖论
perception 知觉
phenomenology 现象学
picture theory of meaning 意义的图像说
pluralism 多元论
polis 城邦
possible world 可能世界
postmodernism 后现代主义
prescriptive statement 规定性陈述
presupposition 预设
primary and secondary qualities 第一性的质和第二性的质
principle of noncontradiction 不矛盾律
proposition 命题
quantifier 量词
quantum mechanics 量子力学
rational numbers 有理数
real number 实数
realism 实在论
reason 理性，理智
recursive function 循环函数
reflective equilibrium 反思的均衡
relativity (theory of) 相对（论）
rights 权利
rigid designator 严格的指称词
Rorschach test 相对性（相对论）
rule 规则
rule utilitarianism 功利主义规则
Russells paradox 罗素悖论
sanctions 制发
scope 范围，限界
semantics 语义学
sense data 感觉材料，感觉资料
set 集
solipsism 唯我论
social contract 社会契约
subjectiveobjective distinction 主客区分
sublation 扬弃
substance 实体，本体
sui generis 特殊的，独特性
supervenience 偶然性
syllogism 三段论
thingsinthemselves 物自体
thought 思想
thought experiment 思想实验
threevalued logic 三值逻辑
transcendental 先验的
truth 真理
truth function 真值函项
understanding 理解
universals 共相，一般，普遍
verfication principle 证实原则
versimilitude 逼真性
vicious regress 恶性回归
Vienna Circle 维也纳学派
virtue 美德
（李先桃、曾林、方英群译）后 记后 记
1991年春天，韩民青(山东社会科学院)应邀去英国进行学术访问，在伦敦拜访巴宁(Nicholas Bunnin)博士时，由韩民青提议， 双方商定由中 英两国学者共同撰写一部介绍当代英国哲学的书，书名定为《今日英国哲学》(现改为《当代英美哲学概论》)。回国后， 韩民青对该书进行了总体设计，把提纲寄给巴宁博士，经双方多次修订而确定。该书起初是计划出中文版，后来巴宁博士提议在英国再出版英文版（英文版定名为《哲学引论》，由于中国学者未能及时提供文章，英文版只编入了英美学者的文章）。英文版先期出版，中文版现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并收入了中国学者的文章。
该书的翻译工作及中文版的全书定稿、编辑工作，由燕宏远(湖南师范大学)主持。
该书的组织编写与出版工作，得到了英国学术院、社科文献出版社谢寿光、范广伟、沈恒炎先生以及湖南师范大学的大力支持。著名哲学家汝信、涂纪亮等先生，对本书的编写与出版给予了热情指导和帮助。在此一并 表示谢忱。
在此，也向巴宁博士等英美学者表示感谢。
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在翻译、撰写和编辑中难免有错误和不妥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燕宏远 韩民青
2001.12
